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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2年12月31日，白天鹅宾馆共实现营业收入53亿元，上缴各项税金5亿元，利润总额也达到5亿元。
“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霍英东说。
霍英东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白天鹅宾馆的特色：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如今走过整整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
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
事有巧合，霍英东和他的好朋友何贤，几乎同时患上癌症。我国政府对这两位为祖国建设出过大力的港澳巨商极为关怀，建议他们到北京治疗。何贤去了美国治疗，霍英东去了北京。结果，霍英东闯过了鬼门关，何贤却不幸病逝。
与何贤同时患上癌症
1983年年中，也就是白天鹅全面开业之后，霍英东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一经检查，原来是患了癌症。
“这是生死问题，一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绝望！”霍英东对我说。
霍英东曾经说过，自年青时踏入社会工作起，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忙于商务。平日虽然繁忙，但生活甚有规律，除出差外地，他每天的生活几乎是自成一律的。
虽然天天忙于工作，但由于霍英东长期来坚持体育锻炼，故向来身体都不错，极少有什么大小毛病。凡见过霍英东的人，都说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光犀利，思维敏捷，精力过人。自年过花甲之后，即使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仍然毫不现倦容。
所以，得知他身患癌症，他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很突然。霍英东身患癌症，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遗传，其父当年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二是与他那几年操劳过度有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兴建期间，霍英东时常在内地香港之间奔波，为这两个项目劳心劳力，以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而霍英东自己也多次对我说，他那时患癌症，是与他那几年为了“中山温泉”和“白天鹅”的事操劳过度有关。他说：“这两件事，自己花的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我知道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用很大，所以那几年是自己最辛苦的几年。中国大酒店有七个财团在搞，花园酒店也是几个财团，只有‘白天鹅’，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结果‘白天鹅’开张后，我就病倒了，自己还认为这次没命了……”
“当时，有没有后悔呢？”我问。
“绝对没有。”霍英东不假思索地说，“那时真是没后悔。为什么到现在自己还那样搏命做，个个礼拜都要上内地，没有别的，只是……当然，爱国的形式各有不同，你说谁不爱国？但自己确实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可以称作巧合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霍英东的好朋友何贤也患上了癌症。
自1978年何贤邀霍英东首次回故乡番禺县之后的那几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时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他们时常一起回内地，为家乡的建设、为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出谋献策，出钱出力——1979年，中山县小榄镇菊花展览会开幕，何贤和霍英东应邀一起到小榄参观。
1981年2月底到3月初，同为港澳区全国政协常委的何贤、霍英东，一起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五届十七次会议，并一起出席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就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和政府工作问题出谋献策。
除了一起捐资兴建番禺宾馆和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外，霍英东和何贤还积极为家乡修桥铺路。1983年初，两人捐资兴建番禺大石大桥。在此之前的1981年8月，两人也共同倡议和资助兴建广州至珠海公路上的四座大桥——沙口大桥、细滘大桥、三洪奇大桥、容奇大桥。
1981年11月底，何贤和霍英东同时应邀上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对加强全国人大常委权力机构作用问题提建议。
1981年12月，他们两人又同时上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霍英东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国家利用外资应该通盘考虑和量力而行，必须多了解投资者背景，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条件和可靠性。他还谈到他和何贤捐资、投资兴建的番禺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说这两个项目的设计施工都是靠国内的力量，设计的完好和建设速度之快都令人满意，故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力量。
一位与霍英东、何贤都十分相熟的人士曾对我说及他们两人的关系：“何生和霍生是很要好的朋友，何生除了好赌以外，各方面都很受人尊敬，他帮过霍生，比如带他回乡下寻根，为霍生回内地投资拉线；但何生经济状况不好时，霍生也帮不少忙，比如他和霍生一起给内地捐赠或投资，他那部分有时是霍生帮他出的，大家关系很好！”
在1978年至1983年，何贤是霍英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走在一起，正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他们同时患上癌症的消息传出，有人称这回他们是“同病相怜”了。
霍英东和何贤虽然“同病相怜”，但最后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霍、何都是中方的老朋友，过去，中方在港澳的工作，对他们倚重很深。这些年，他们率先回内地投资，为内地的建设出钱出力，更为中方敬重。内地方面得悉他们患上癌症，甚为关切。
据闻，内地方面当时曾建议何贤去北京接受治疗，表示中央和国务院会给予特别关心。但何贤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到美国接受治疗。
何贤到美国治疗后，病情未见好转，后又转回香港治疗。1983年11月15日，何贤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家乡番禺一次。11月24日，何贤在家乡住了10天后，要回香港继续治疗，当经过他和霍英东捐助正在兴建的大石大桥时，泪流满面，舍不得离开家乡。12月6日，何贤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等发来了唁电，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参加何贤的追悼会后，还亲自为他扶灵。
中方建议霍去北京理疗
关于霍英东治病的情况，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提及：“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的申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国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霍英东曾对我谈及他患病、治病的事，但他所讲的情况却与这段回记录所写的有较大出入。
“当时，我这里有一块东西，我初初认为是鼻咽癌。”霍英东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
“何鸿超是香港治疗癌症方面最有名的专家，我找他检查，原来是患了淋巴癌，同我老窦（老爸）当年患的病症一样。那是1983年5月。接着就在香港做了切除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都是香港最好的医生，一个是陈鸿章，一个是何鸿超，还有一个港大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梁智鸿（立法局议员）的老师，梁智鸿当时也参与手术。切除之后，最关键还是要理疗，理疗得好，病症就不会复发，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就决定到北京进行理疗。”
“去北京理疗，是不是由那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联络和安排的？”我问。
“可能不关他的事，他是1983年7月1日到香港任职的，我8月份就启程去北京接受治疗，但五六月份就已经着手安排好了。
“最初，我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找李振权医生，李振权是国内治疗肿瘤的权威。那时内地的肿瘤医院设施很差，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电梯是没门的，我见到一些纱布与饮茶的杯混在一起，医院的空气很不好。李振权建议我到美国一家肿瘤医院治疗，他说那是美国治疗淋巴癌最权威的医院，他儿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读医学。去哪里治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