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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误期。我那时这样做，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接着，我即刻通知有关人员把在美国订购的设备、材料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立即把物资转运到澳门，随即入关。有些来不及报关的，就申请特批，先入关再补办手续。而装修工人，也加班加点，昼夜施工，终于赶在开业前完成内装工程。为示鼓励，我还要求给工作人员多发了一个月的奖金。
“何贤、马万祺等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急于发请柬出去，急于开张。其实，我发请柬出去，就是要调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力量，有了这个，我就可以振振有辞要求一些人办事。如果货物运到内地了，但却不能按期开张，国家有责任。不然的话，近10万种货品，怎样能迅速、顺利通过海关，并且有些还是免检，后来再补办手续？
“当然，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觉得我们的国家经过‘文革’之后，人心涣散，整个国家濒临瘫痪边缘。我刚才跟你说过，那几年，我到不少地方参观，看到工人都没心思干活，个个坐在那里。有一个笑话，1980年，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跟我讲，他们想在万里长城建一个厕所，结果提了10年，还是没有建成。整个国家好像死了一样，转动不起来。当然，我只是个生意人，不是政治家，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但我总是想：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成功的，包括美加、东南亚、新加坡、香港，但为什么在内地的情况却不一样？这主要是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件事，给人们的思想刺激一下，让他们觉悟到，只要发挥积极性，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做成功。这件事，如果到时开张不了，那没有什么，顶多我受人骂就是了，但如果成功了，意义却很大，对人的观念的改变作用很大。”
率先把酒店对外开放
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总投资约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其中包括10栋别墅。
为了把开幕仪式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霍英东请来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网球好手，在中山举行网球比赛，并邀请他们入住新落成的温泉宾馆，成为第一批客人。
“那时候，内地的酒店是不对外开放的。”霍英东回忆说，“记得1979年，我带一个香港体育队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到广州时，一些朋友前来我下榻的酒店探访我，但都一一被挡在门外，冒着风雨轮候登记。不带证件者不得入内，而带证件者则除需登记名字外，还受到门卫的一番盘问，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能入内。”
有感于此，霍英东在酒店开张前，就明确规定：酒店是开放的，任由外人前来参观。当时有人担心地说：“开放让外人进进出出，会不会出现混乱，甚至盗窃的情况？”但霍英东坚持己见：“一定要向公众开放，让他们见识见识；况且做生意，要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人来多了，生意便会兴旺了。”
温泉宾馆开张那天，来了几千人，往日沉寂的罗三妹山沸腾起来，似乎连温泉的水温也因人气大旺骤升了几度。来宾们面对这座现代化的建筑物，且赏且评；尤其是附近的那些村民，看到一年前还荒凉的罗三妹山出现这座园林式的豪华酒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禁不住啧啧称奇。
在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兴建的涉外旅游酒店宣布开业了。那时，离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还不到三个半月。霍英东的眼光、胆识、智慧、办事的效率，不能不令人钦佩。
1982年，中山温泉宾馆开始盈利。这间初期只有250套客房的酒店，由于住宿率高，1982年营业额排在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的北京饭店，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
霍英东捷足先登，在广东中山县“温泉试水”，小试牛刀，果然不同凡响。
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
1981年，霍英东提出要建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顿时引来各种非议。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尚昆的支持，杨还与他一起勘选场址。球场建成之后，霍英东又从中山县农村挑选19名青年，组建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顶着各种阻力和非议
初战告捷，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的信心更大。
温泉宾馆刚开业，霍英东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此言一出，有些内地官员一脸迷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高尔夫球为何物。高尔夫球运动原先流行于欧美国家，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很流行，光是一个日本，据说就有1000多万名高尔夫球爱好者。
有些人也感到很吃惊：“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这也怪不得他们，在内地，只有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乐园”上海，才有过一个高尔夫球场，且是专供洋人和“高等华人”玩乐的。新中国成立后，谁敢提出建高尔夫球场？
一时间，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个纯粹的商业决定，竟引发为意识形态之争。对此，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霍英东回忆说：“在建中山温泉宾馆时，我们推行承包制、合同制，给一些工人发奖金，改革工资制度，这种事当时已经有人非议。自宾馆开业之后，议论更多。我们是‘三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啤酒、面包之类的商品的价格都比外面高得多；当时内地的物资很缺乏，宾馆开张以后，到中山旅游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天来几千人，一下子物资供应紧张；另外，在职工工资问题上，宾馆的做法也跟以往不一样……这么一搞，问题就来了。当地一些老百姓骂我们：”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来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整个中山县都在骂我们。“
“其实东西贵了，需求量大了，不就可以大力发展，赚多一些钱吗？为什么会骂你们？”我问。
“你知道啦，当时农民要多养一只鸡都不行的，东西卖出去太贵也不允许。江青讲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些理论下，一些问题就讲不清楚了。他们可以说你搞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影响他们的生活。当时，开放改革的好处，他们还没有看到。“
“除了当地老百姓有怨言外，中央、省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压力、阻力？”
“都有一些不同意见的。1980年以后，我参加全国政协。有一次政协开会，就有人批评我。在小组发言、讨论时，有人对我说：”霍生，中山温泉开张之后，我们听到了不少反映，说整条村的电给你用光了，物价提高了，东西贵了，有些工人退休后身体不好，没有奖金、工资加，他们怎样生存？‘虽然这是善意的批评，但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在政协会议上，有人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人当兵，对国家影响太大；也有人说，搞高级酒店，搞开放改革，大喝大吃，穿好的，住好的，会不会有落后的东西出现，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听到这些意见，你是否担心一些什么？”
“都有些顾虑的。那时，在北京看《人民日报》，看到我自己都害怕。报纸上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年青人刚工作，第一个月拿200多元工资，他妈妈得知很开心，但接着又哭起来，说什么她做了教师几十年，每月才有50多元。结果报纸就天天讨论这件事。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小事，但我担心好像‘文革’那样，这种讨论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就惨了，整个国家就乱了、散了。”
“既然有所顾虑，为什么还继续搞一些改革？”
“我搞中山温泉宾馆，以致后来搞的一些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具体实际的操作，脚踏实地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事实上，我对承担每一件事都是有顾虑的，怕犯错误，怕牵累别人。所以我有时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好好坏坏上面有选择权，做不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好在我自己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