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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初战失利
在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几乎先后担任或兼任香港每一个单项体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首脑，在香港体育界，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1974年，霍英东还参与亚洲足球协会领导层的竞选，并成功被选为副主席，成为亚洲体坛的闻人。那时，海峡两岸在国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体育活动，因而作为香港体育界领袖的霍英东，其角色和影响力极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开始有了接触交流。1973年5月，以霍英东为团长，张锦添、赵不弱为副团长，李冲为顾问的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9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参观游玩，并和内地体育界的人士交流。香港体育界参观团的内地之行，很受内地方面重视，以致霍英东回港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对祖国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个人感动非常！”
霍英东带团访问内地之时，内地方面正筹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庄则栋宴请霍英东一行时，对他说内地方面也邀请台湾乒乓球界派团到北京参赛。回港后，霍英东对记者谈到此事时，说：“当如回家里一样，中国人个个可以回去，回去主要是看看，好的要看，有缺点的也可以批评。”
不知道这次内地之行，内地方面有无向霍英东面授机宜，总之内地之行回港后，霍英东就开始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而只有台湾的席位，这就使得中国的体育健儿不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不能在国际场合扬威显名。为此，霍英东时常到一些国家去展开斡旋工作，为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中国健儿得以参加各项国际赛事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虽然那时有周恩来总理借助“乒乓外交”，从而打开中美邦交大门的实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1971年底重返联合国，但国际上反华势力仍然很强大，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排斥中国。所以，霍英东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体育外交”可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第一战就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始。”一日，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开始向我细述他协助中国展开“体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国际足协在那里开年会，会上要讨论中国重返国际足协的问题。自1949年中共执政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就邀中国加入，但台湾的会籍仍然存在，内地方面就表示抗议；到了1954年，再次抗议，并于1958年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组织。按照各体育协会的章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法席位。所以，中国要入会，就必须先‘驱蒋’，不然就是承认两个中国。那时，我们就把台湾称为‘蒋匪’要‘驱蒋’出会。”
霍英东转而说：“但驱除一个会员出会，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非洲、南非、阿拉伯国家、东西德、南北朝鲜等国家的问题。那时国际足联的会长STANLEY ROVS（罗斯）是英国人，巴西的阿维兰热正准备与他竞选下任会长职务。我是亚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谁当会长，之前，我已经透过香港的钟逸杰，与罗斯达成默契，以简单多数表决，作为罗斯继任会长的条件。我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用简单多数举手方式，也不够人数支持我们。因为国际足协的会员以欧洲会员居多，他们担心内地吃掉台湾后，东德也会吃掉西德、北朝鲜吃掉南朝鲜，所以反对开除台湾的会籍。第一次，我们失败了！”
那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足联年会，内地由于不是会员因而没有代表参加，而代表香港和台湾赴会的分别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车上，问起这段往事，他一边笑，一边回忆说：“讲起来，真是好笑到极。台湾方面那次有5个年青人参加大会。吃午饭时，国际足联秘书长突然大声说：”各位，支持中国内地的，这边请，由霍震霆请客；支持台湾的，那边请，李惠堂请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中华游乐会打球。当时，体育就是政治。结果，人人都可以吃两餐，吃完我请的，再吃李惠堂请的。在香港，我们踢足球，东升对东方，东方是亲台湾的，于是有报纸称这是’国共大战‘。“
李惠堂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将。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前辈校友。李惠堂从少习足球，不足20岁时就加入南华体育会足球队，由乙级升上甲级；1923年，他参加中国代表队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夺得冠军；第七届中国队蝉联冠军，李惠堂也因此声名远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及作为奥运国脚（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员。他踢了20年足球，大约射入了2000多个球。抗战期间，李惠堂曾返内地从军，官至少将。1954年，他发起组织亚洲足球协会，曾任会长12年，又曾出任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他和霍英东父子都较相熟，常在中华游
乐会见面，但由于他长期代表台湾方面，故而在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尤其是在讨论内地与台湾的国际体育会籍问题时，他们是亦友亦敌。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其实，在法兰克福之前，霍英东已经在羽毛球方面尝试帮助中国重返世界体坛。
1973年，中国羽毛球应邀到泰国曼谷参赛，霍英东也率香港队参加，当时的国际羽联秘书长谢勤也应邀前去观赛。那时，泰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边赛在家里设宴款待谢勤夫妇、霍英东和中国体委官员。席间，霍英东向谢勤提出“驱蒋”的要求，但谢勤态度很强硬，坚持“两个中国”的主张，商谈毫无结果。
拜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
“在法兰克福失败后，我就决定转从亚洲足协入手，解决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霍英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那时，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东南亚到处参加比赛，还两度赢得亚洲足球冠军，影响很大。当地华侨不理政治问题，见到中国人赢球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台湾的足球队，几乎都是香港球员。我们当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职业球员不能参加所谓‘中华民国’的台湾队。
“1974年秋季，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亚运会。亚洲足协也选择在亚运会举行期间，在德黑兰开会。当时的亚洲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亲台的。我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足协会议，震霆也参加。我事先已经联合一些代表，筹划驱逐台湾出会。按照章程，一般申请要提前两个月递交，才能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只是提前两个礼拜递交给亚洲足协，但那时大会的议程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印了出来。
“大会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达德黑兰，在那里等候东姑拉曼。东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飞抵德黑兰，接着又连夜和各个执委开筹备会。我老是想向东姑拉曼打听是否将我们的申请列入大会议程，但执委开会开到很晚，会后东姑拉曼因疲劳过度急需休息，我和他会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访东姑拉曼，向他提出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但东姑拉曼说，北京以驱逐台湾出会为前提，实现难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请报告太迟，不符合大会所有议程必须提前两个月提交的规定。东姑拉曼以此为由，表示免谈，并对我说，执委会已决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再说。”
“若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两年才能重提这个问题，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连忙想办法寻找其它途径。上午开会，国际足联会长作报告，我坐在那里没心听，只是埋头翻查亚洲足协章程，发现有这样一条条款：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之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我如获至宝，即刻找对中国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议。”
会上连闯三关
“下午继续开会，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国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入会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但东姑拉曼反对，他说：”中国入会只不过是迟早问题，这不是紧急事件。‘我就极力申辩，说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