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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显得有些无奈地说：“人最怕是入错行，一做这一行，就得做下去。很多人做建筑、做工程，注定一世都是辛苦的。不像做地产，有钱买一幅地，之后可以什么都不做，坐着享福。”
说到这里，他的神情又有些兴奋，“当然，人到了某一阶段，是不讲赚钱的。我常想，很多时候，你说我做傻事也好，或者说我喜欢接受挑战也好，总之，别人没做过的事，或者是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我却偏偏喜欢去做。比如在铜锣湾建香港第一条天桥，在海湾建淡水湖，世界上当时还没有先例；去澳门开新港，到文莱开港，也是一样……”
但是，探究霍英东的心路历程，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霍英东明知承建工程大多是没钱可赚的，但却一宗接着一宗不停地做，除了他所说的因为“入错行”和“喜欢接受挑战”外，似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霍英东希望通过承建大量的市政工程，一来可以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造成客观上或别人的认识上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一旦他出事则会影响市政建设的效果；二来以此使港英方面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改善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以上的想法虽然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因为朝鲜战争时的商业活动而备受港英当局歧视，以及50年代中期传被递解出境，始终是霍英东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他曾经对一些知心的朋友流露过因为解不开这个心结而生发的隐忧。
我和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交谈。他以下的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积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隐忧——“他有时对我说：”不知几时被递解出境？被递解出境，怎么办？‘一提起这件事，他整个人就很担心。他看见在搞李福兆时，搞得几凄凉。李福兆这种事，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事实上，港英当局的歧视，传被递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对霍英东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性格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有心事总是往心里藏，不喜欢向外人透露；处事低调，即使被误解，别人有负于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尽可能息事宁人。二是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它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
我曾经把自己对霍英东的这种看法、分析，说给跟随霍英东近50年的凌汉伟先生听。他听了以后，也认同我的看法。他说：“你看得很仔细入微，经过1954年被传递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后，霍老板确实跟年青时完全不同。我想起‘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罗多一些地盘，但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却突然又说不要这些地盘了。当时，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也没有解释原因。经过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他觉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产行业的发展……”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样。”我说。凌汉伟回应说：“是的，很多事，他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有什么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板不因小失大，知进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别人远一些，不急功近利。”
而霍英东本人，也曾经认同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经意地说：“你都算很了解我！”
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地产市场隐退，然而其作为香港超级富豪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由此足见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风；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创办远东证券交易所，1971年胡汉辉等人创办金银证券交易所之后，香港的股票市场更是风起云涌，不少公司乘势上市，大量套取现金，大发横财。霍英东向来对公司上市不感兴趣，他所持的观点是：“我又不是不会做生意赚钱，何需把公司上市，让别人帮我做生意？”由此可见霍英东稳健的经商作风。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英东突发奇想，计划将自己旗下的有荣公司上市。当时，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职员 也大感奇怪。有人认为，霍英东此计划，可能是继1967年初改组霍兴业堂之后，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实际行动：一来借上市，在英、美联手“封杀”自己发展空间的形势下突围而出，开一条生财之道；二是对香港前途信心动摇，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时局有变时，家族资产全军覆没。
正当霍英东密锣紧鼓筹备“有荣”上市之时，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风暴。1973年3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财团从股市获取巨额利润后，纷纷将钱外调，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场，大财团人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机”影响，股市大幅暴跌，跌势急劲，导致人心惶惶，竞相抛售，从而引发香港历史性第一次股灾。一个月后，恒生指数自17000多点跌破1000点大关，此后，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点，香港经济深受打击。有鉴于此，霍英东打消了“有荣”上市的计划。
帮中共做统战工作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与中方早期的关系，霍英东始终不愿多谈，有时我多加追问，他也是轻描淡写说上一两句。倒是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关人士，在与我的交谈中，透露了这方面的不少情况——“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知道中方何时开始关注霍生？”
“是在‘六七风暴’之后。当时，我们就抓住几个人，一个是利铭泽，一个是霍生，还有一个是中华厂商会的黄笃修……”
利铭泽在“六七风暴”期间，因不满港英当局武力镇压中国人而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之职，从此与中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接替他成为首席议员的，就是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简悦强。
至于黄笃修，则是“淘大”家族的后人，当时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黄笃修也活跃于社会事务方面，历任多届中华厂商会的会长。他自60年代初期起，与中方官员有往来。
他继续说：“20世纪70年代初，利铭泽经常出面邀请行政、立法两局的华裔议员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家里聚会，或者在利园霓虹馆吃春茗，不少两局议员和邵逸夫、包玉刚、何善衡等人士都参加了。黄笃修最初不敢公开与新华社往来，起初只是单独与梁威林见面，还颇畏缩。他抱手作揖对梁威林说：”包涵，包涵。‘这表示碍于环境，他不便请梁威林到中华厂商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