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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然愤愤不平： “世上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断臂贱卖星光行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
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然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向他施压，则戏院的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它问题也可能接踵而来。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
到此，霍英东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麻烦。
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却说置地买下星光行的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市道也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东虽然受了重挫，损失惨重，但那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政治迫害”所致，并非他的投资失策。霍英东是一个商业奇才、投资高手，这是人人公认的。
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仍然看好地产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对我说：“当时，霍老板交待我买一百几十个地盘回来，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盘在报纸上登出来，中环一带的是200多元1英尺，湾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盘甚至一分钱不要都有人愿意转给你，因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价。但我没有拿回来。不然的话，以后把一些地盘转卖给新鸿基、长实，就发大财了！”
而霍英东自己，并没有因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产市道仍然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之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界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不少人因此感叹说：“若不是港英政府与美国政府联手施‘政治迫害’，则当今香港十大地产商之首，极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执地产业牛耳的霍英东！”
港府不让霍英东发展货柜码头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坐大之外，港府似乎还想在其它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
据霍英东自己所述，他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时，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这个潮流，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于是划出葵涌的几幅海边地皮来发展。我和董浩云那时对此都有兴趣，但顾虑也是有的。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有一次，在对我谈起与董浩云的关系时，霍英东主动提起这段并不太为人所知的往事。
“那时，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最大的那个码头，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码头，最早是由我一个人独力投得的。我虽然没有货柜船队，但我当时计划以私人公司形式经营公众码头，我没有船，但可以让所有的货船来停泊，就像机场公司一样，自己没有飞机，航空交通就交由航空公司，我只提供码头场地……”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我问。
“不是自己不想做，困难虽然有，但自己当然有信心，比如我和政府签合同供应全港的海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沙的情况。港府当时节外生枝，要我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让我做。其实，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
“港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限制你？”
“我当时对港府说，就当我是向政府买幅地盖房，盖了房之后，有无人住是我的事。又如我盖写字楼，你无理由要求我要保证有多少人来租用才给我发展。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投资建起了码头，有无货柜箱，是我自己的事，蚀本也是我自己蚀，不关政府的事。”
“说到底，政府是不想给你发展？”
“这是没理由的，港府是出一些难题，不让我做。所以，我干脆放弃了，后来港府转给了几个做货柜船的公司经营……”
而霍英东得而复失的葵涌第一号货柜码头，后于1972年5月建成启用。
货柜运输业发展迅速，并很快就成了世界运输业的主流；香港也正是凭着拥有吨位大、服务一流的货柜码头等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海运中心之一。
货柜运输业自兴起之后，在短短20多年间，虽然几经沧桑，其间又曾受到海运业出现大萧条的世界性危机的严重冲击，但货柜码头经营至今仍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霍英东因港府的歧视，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盘可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大生意。
如果不是因为港府的歧视，说不准，霍英东在继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地产大王”之后，又有可能再成为货柜码头行业的巨头。
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
“六七”之后，霍英东与20多家外国公司竞争，一举夺得文莱开港的大工程。他派刚学成归来的大儿子震霆到文莱，主持这个工程。4年之后，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在文莱的经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投得文莱港口工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霍英东曾搬过两次家。1955年，他已从蓝塘道搬到铜锣湾的希慎道；1967年，他搬至山顶的普乐道2号居住；到了1970年，又乔迁到沙宣道33号，并一直在这里定居至今。
饶有趣味的是，曾有风水学家黄文超把霍英东的隐退与他沙宣道33号豪宅之风水联系起来，因为霍家是在1970年迁入此，刚好与引退之期相近。
该风水学家称，“霍宅大门正值‘山气’气运，故有泉石之意向。霍宅在此峦头（宅外环境）理气当中，自然是退守归隐的意向最强。但外局理气却利名声，故虽隐，然而亦见名声。此为霍宅之总构格局。”
“六七”，可以说是霍英东事业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霍英东战意甚勇，叱咤风云；在这之后，他处事低调，生意方面几乎是只守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