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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工人，但也不赞成工人采用“文革”式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处理劳资纠纷。那时，几乎香港所有的亲中人士都站出来，支持“左派”工人，反抗港英当局。霍英东当时的亲中色彩已经比较明显，社会上已把他视为亲中阵营的重要人物。此时，他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不支持“左派”势力，自必招致亲中力量的不满；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当局的“左派”阵营，那必然会招致港府的敌视，双方的对立更加大。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选择离开香港，无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
其二，当时，霍英东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由于不知道时局怎样发展下去，故而远走高飞，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资，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百保住性命。正如中国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财在香港，人在他国，才是处变不惊的最稳妥的保障。
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贱价卖星光行
只因与中方关系良好，霍英东横遭英美政府封杀，使原本市道极佳的星光行大厦门可罗雀。英资公司置地以低价和令人屈辱的条件收购星光行。万般无奈，霍英东惟有壮士断臂，将星光行拱手相让。从此，他逐渐淡出地产行业。
英美联手迫害
旅居海外半年，霍英东超然物外，隔洋观火，避过了“六七事件”的惊涛骇浪。
但霍英东意料不到的是，“风暴”平息之后，在多次地产低潮中屹立不倒的他，却被深深地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波之中，并且经不起美、英两国施加的“政治迫害”，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霍英东回香港时，虽然“六七风暴”的余波未了，一些小规模的事件仍有发生，但市面已逐渐回复正常，停顿了半年之久的商业活动也开始恢复。而他属下的星光行也恢复向外招租。
星光行（当时的名称是九龙商业大厦）是霍英东集团和另外三个集团合资，组成九龙置地公司，于1962年开始兴建的，其股东除霍英东外，还有何鸿燊、何添、关启明、钟明辉等人。整栋大厦共投资3000万港元，这在当时，算是一项十分大的地产项目，其中霍英东个人承担750万，即总投资的1/4，其他三个财团也各占1/4。但当中，九龙置地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1000万元，这笔贷款以霍英东的名义担保，即霍英东总共投进1750万元。
当时，霍英东财力雄厚。他对我说：“在银根上，我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当时我承诺过，若果汇丰银行要我们清还1000万元的债项，我亦即时可以拿出来。”
按照霍英东他们的计划，星光行主要用于收租。星光行位于尖沙咀海旁，位置极佳，初时有不少商户租用，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就是中艺公司。“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低潮，港府正处处限制中资企业的发展，故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港英视为亲中的表现。
霍英东万万没有想到，把星光行出租给“中艺”竟然会惹祸上身。港英当局向霍英东施压，封杀他的生存空间。
在历史上，由于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霍英东的公司也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入手，联手向霍英东施予“政治迫害”。
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如此一来，对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极为不便，受影响最大的是那间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结果陈泽富的保龄球场要改用澳洲的设备。
美国领事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或要求低价租用。霍英东决定以每英尺9毫钱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
每英尺9毫钱的价钱一放出，果然吸引了不少商户来参观、租用。谁知，这时候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去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驳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做生意的人哪敢和政府作对？并且，没有电话，生意如何做？结果，有意租用者个个慑于政府的压力，都不敢租用；连那些已经交了按金的商户也纷纷退租，连按金也不要了。
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在商场打滚多年、见惯风风浪浪的霍英东，面对英、美的“政治迫害”，也无计可施了。
有合伙人不想霍英东一人独大
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后，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市道处于历史低潮时期，投资者都因为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贸贸然买楼，因而楼宇有价无市。
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曾经和我谈及星光行事件。他说，星光行招租受到阻滞之后，霍英东曾一度有意独资买下整栋星光行。
“有四个财团合资发展星光行，四个财团的股份是均等的，但星光行向汇丰银行借一笔钱，由霍英东出面担保，变成实际上霍英东出的钱最多。如果要买星光行，霍英东再拿好少的钱就足够。但有个别的合伙人，不想卖给霍英东，宁愿卖给外国人。”
“大家都是朋友，一齐合作，为什么有人不想卖给霍生？”我问。
“大家一齐合作，股份是均等的，卖给别人，不论盈亏，大家的利益也是均等的。但如果卖给霍英东一个人，说明自己没有霍英东那样多钱，由霍英东一个人独大，大家之间就有等级了。”
“霍生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未必知。与霍生合作的股东当中，有人与我有较多接触，我听他们这样说过。”
“事实上，霍生当时有无正式向其他合伙人提过独力买下星光行？”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知道，有股东说不想卖给霍英东，这是有理由的。你不能买，他有钱买，一眼就看出大家有等级……”
为了证实这位知情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曾问霍英东：“据说当时有些股东不想把‘星光行’卖给你一个人，有没有这回事？”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感慨地说：“我以前同你讲过，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的人都有负于我。‘星光行’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借钱给其他股东，支持他们，不要卖‘星光行’，第二个方案是发行A、B股，起码这块地本身就很有价值。”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继续说：“我历来做生意，真是太公道了，总之帮人发达，除了珠城大厦、‘星光行’，西环煤气公司的那块地盘也是一样。那时是1967年，地产萧条得不得了，卖煤气公司那块地，总数是600多万，但其他人只凑了90万就不出钱了，我就自己出钱，找屈洪畴会计师来，发行A、B股，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历来，朋友碰到困难，我都是完全帮他们，其中何鸿燊、汤于翰等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事，你不讲，外人不可能知道。”我说。
霍英东不以为然：“不是的，他们都知道的，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言归“星光行”事件，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实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然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市道。至于后来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绝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英资公司乘人之危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
在地产市道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于是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
“只写一张Promisory 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
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迫害”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20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然愤愤不平： “世上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