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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拒绝与他们再“埋堆”？总之，霍英东这样处理与旧朋友、旧伙计的关系，是绝顶聪明和非常明智的，不然的话，霍英东就不可能是今天的霍英东，霍英东后来就不可能成为香港的商界领袖、体育社会活动家，更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霍英东的历史将要重新改写。
对于我的这个说法，霍英东的助手凌汉伟先生也深有同感。他对我说：“我认识霍老板以前一块做朝鲜战争生意的那些旧朋友、老伙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没有什么作为，有些还好赌；若霍老板再跟他们‘埋堆’，那就惨了！”
却说由于李康节极力扩张，仅在两三年间，联合公司就在北角呼风唤雨，成为北角的“地王”，几乎独霸北角的地产生意。
李康节把北角视为自己的地盘，决意当北角的“大地主”。别的地产商见到他在北角大抢地皮、大展拳脚，气势咄咄逼人，也就无意到那里发展地产，免得龙虎相争，伤了和气。但有一个地产商，却偏偏不顾这些，也杀进北角来，在北角抢购地盘。此人名叫陈德泰，是霍英东的朋友。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德泰是香港较大的地产商，在1956、1957年间，他买了很多地，也兴建了一些楼宇。当时，他仿效霍英东的做法，预卖楼花，一登报纸就收几百万元，几乎不用自己的本钱发展地产，因而大力扩张，到处抢地，连别人不敢问津的北角，他也照杀不误，结果惹来李康节等人的不满。
晚陪陈德泰上飞鹅岭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府为保障买家利益，约在1957年制订新条例，规定发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霍英东早已在地产市场大有斩获，资金充裕，故新条例的实施对他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对那些拥有大量地皮、但没有多少资金的地产商却大为打击，令他们捉襟见肘，资金周转不灵。
陈德泰就首当其冲。当时，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的，并没有缴清地价。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结果不少地盘到了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当时是1958年，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而楼宇炒风又夸大了楼宇的需要，从而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并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当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1。7…2。8万个单位，地价下跌70％，致使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钱放给发展商。很巧，李康节的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下，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泰。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钱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钱缴清地价，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我和陈德泰的关系很好，初时也很想帮他，但一了解，发现他牵涉的钱数目实在是太大，无法帮他的忙……”霍英东回忆说。
据霍英东所述，那段时间，陈德泰整天忧心忡忡，神情恍恍惚惚，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还借酒消愁。霍英东见状，很担心他会想不开而自寻短见，于是天天陪在他身边，白天陪，晚上也陪。
一天，已是夜深时分，霍英东陪陈德泰散步，开解他。两个人忘记了已是深夜，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只是漫无边际地走着、走着……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居然走到了飞鹅岭。两人接着爬上山去，坐在山上，或聊天、或静坐；而陈德泰，却不时对着星空低吟，或对着香江夜景扼腕长叹……
“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会到飞鹅岭去？”对于那段患难与共的经历，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陪着陈德泰上飞鹅岭，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在飞鹅岭，两人谈起怎样摆脱陈德泰的困境。霍英东对他说：“因为你牵涉的数额太庞大，看来只有汇丰银行可以救你。所以，我建议你给汇丰写封信，请汇丰帮忙。”
“我担心叫汇丰出面帮忙，可能倒过来会被汇丰吃掉。”陈德泰患得患失。
“到了这一步，你要相信汇丰……”霍英东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陈德泰被霍英东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度过难关。
“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了钱，于是同意出面帮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帮他卖掉；有些楼就干脆斩仓……”霍英东谈起这段往事，感叹道：“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救起陈德泰，都算是一个奇迹！”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而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也陷于困境。
霍英东说：“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最后拖累了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这间‘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想方法帮何贤度过难关。”
对廖宝珊爱莫能助
1958年的地产危机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危机一过，楼市再度活跃和疯狂起来。
在地产危机期间，霍英东曾以低价大量吸纳空置楼宇和地盘，资产剧增。1960年，他再次与汤于翰医生合作，在半山购入嘉慧园和普乐道2号等地盘。
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的地产发展商主要有何东家族、利氏家族、广生行、陆海通等，他们在地产界各显所能，平分秋色。50年代中期和后期，霍英东叱咤香港地产市场，大胆创新，业绩斐然，可以说是独领地产之风骚；至于被人称为“铁三角”的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他们在香港地产市场大展宏图，却是60年代的事；而如今在地产界有卓越表现的李嘉诚、郑裕彤等华商，他们踏足地产行业则比霍英东更晚了好些年。
正因为霍英东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地产界的中流砥柱，所以，那时香港地产界发生的一些事，往往会把霍英东牵扯进去。1961年6月，霍英东就曾一度卷进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之中。
廖宝珊原籍广东潮阳，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香港闯荡，靠炒卖地皮和黄金发迹，而后于1948年开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后更名为廖创兴银行。廖宝珊动用银行存款，在西环抢购大量货仓和一些电厂的地盘，兴建新楼。由于廖宝珊经营有方，银行存款与日俱增，加之地价和楼宇不断升值，他的家财也水涨船高。1961年初，他曾向外宣布，他的家财已超过1亿元。
谁知，那年6月份，市井坊间突然传出廖宝珊曾贩卖毒品，并将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些报纸也刊载这些传言。紧接着，从6月14日起，廖创兴银行一连几天出现了空前的挤提风潮。6月16日，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透支3000万港元应付存户的挤提；与此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也在报纸上公开辟谣，指市面流传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的消息乃属谣言，毫无根据。到此，银行挤提风潮才告平息。
“其实，我自己也曾像廖宝珊一样，深受谣言所害，1954年传我被递解出境，说我的沙船走私，一点根据都没有。”提起廖宝珊事件，霍英东愤愤不平地说。
在银行挤提期间，廖宝珊已整整7天没有睡好。风潮一平息，汇丰、渣打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并要求拍卖他的地皮和楼盘顶数。廖宝珊误认为两家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精神大受打击，终日以泪洗面，有时夜发惊梦，有时睡到半夜也吵着要找律师查询详情……
“这时，有一些商界朋友告诉廖宝珊：汇丰、渣打要吃你，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可以救得你，应该找霍英东谈谈，叫他出面帮助渡过难关。”霍英东回忆说。
“为什么说全香港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救廖宝珊？”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答道：“当时，我在地产界都算是最有实力的……”
廖宝珊与霍英东尚算熟稔，他知道霍英东除了财力雄厚外，当时在香港地产界也算是领袖人物，地产界人士都尊重他，他的话在地产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