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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价值2770万美元的货物。而香港的不少英资公司，那时也秘密与内地有频繁的生意往来。据说，名列香港“四大英资洋行”之一的一家英资公司，那时就大发其“战争财”。
甚至，连当时的港督葛量洪及其夫人也涉嫌参与那时的海上贸易。据罗亚的《政治部回忆录》所述：“香港走私活动的猖獗，使中国在韩战所需物资获得充分接济，引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本港走私禁运物资活动频繁，部分竟然是在军警监视下进行。传言葛量洪本身虽无直接参与，但其美籍夫人则在本港银行存款膨胀，调查人员虽无证据证明其夫妇贪赃枉法，但是也有形迹可疑之处，遂把事实经国家渠道送交英国，至此英国也无话可说，惟有换人让步……葛量洪夫妇在离港当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目睹官方利用‘慕莲夫人号’港英游艇，搬运数十箱财帛货物回英。”葛量洪大约是1957年底离任的，接替他的职位的是柏立基。
其实，港府对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也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据一本介绍香港20世纪历史发展的史书所述，“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
港英政府实施“两面派”的政策，当然是基于香港利益的考虑。该史书分析说，“美国发起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特别是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造成香港商业凋零、工厂倒闭、物价猛涨。”（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
其二，那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奉行物资自由出入政策。霍英东等商人的海上贸易虽然是冲破“禁运”，逃避检查，但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一般而言，没有偷税漏税，就构不成“走私”。
据说，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的这段历史非常了解，且有“备案”。我想，港英当局一直对霍英东有歧视，但却始终没有采取直接、实际的行动，这可能与霍的行为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走私”，而港府亦不能从法律上找到惩罚他的依据有关。试想，若港英当局能从法律上处罚霍英东，难道还会放霍英东“一马”？所以，港府只能做的，就是采取歧视态度，从其它方面下手，限制霍英东事业的发展，封杀霍的生存、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霍英东现在仍然担心港英当局在1997香港回归前会对他“算账”，这种顾虑应该说是多余的。
这么多年来，港英当局对霍英东采取歧视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时，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结果“联合国军”惨败沙场。据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英兵人数，比在二战时期阵亡的英兵人数还多。港英当局歧视霍英东，算不算是英国方面因自己的士兵阵亡朝鲜半岛的惨局而自然生发的对那些朝鲜战争得益者的一种报复行径？
英雄莫问出处
也就是说，霍英东这段经历的焦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了联合国制裁中国、从经济上封锁中国的决议。虽然英国亦是这个至今仍然广受争议、莫衷一是的决议的签署国之一，但霍英东的行为，却根本上与法律并没有抵触。试想，几年前美军出兵波斯湾，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走之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也对伊拉克实施“禁运”，但仍然有不少国家和商人冲破“禁运”，与伊拉克贸易往来——难道这些国家和商人的行为也属犯法？
事实上，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使得英国本身的经济利益蒙受较大损失。因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英国政界、商界的一些人士极力要求放松禁运，扩大对华贸易。1953年7月，英国有15家厂家组团赴华，同中国签订了一项贷款额达1500万英镑的安排；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政界、工商界人士专程赴瑞士，同中国代表团商谈发展中英贸易关系；英国政府还公开出面为解除对华禁运而奔波。1956年2月，艾登首相访美，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放松对华禁运；同年5月，在美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仍然单方面宣布向中国出售某些禁运物资，之后，又有一系列扩大对华贸易的措施出台。可以说，给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打开缺口的正是英国政府。
由此也可见，在英国所属的香港从事与中国贸易，虽是违反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但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引自黄鸿创所著的《中英关系史》）
另一方面，虽然霍英东也坦言当时谈不上是为了支援祖国，纯粹是在商言商，但客观上，他运送物资给内地，是对祖国的莫大支持。作为一个中国人，当自己的国家面临困境之时，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尽一点力，怎么也能说得过去的。
事实上，霍英东当时是有些爱国倾向的。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我记得当时，有几个人，内地方面很想他们从香港回内地居住，比如李惠堂（老牌足球名将）、红线女等人，红线女回去了，李惠堂始终没回去。当时，假如有人动员我回去，我自己一定会回去的。但以后的历史就不知怎样了……”
抛开是是非非问题不论，而说霍英东自己，若不是有着过人的胆识，就绝对不会有他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传奇经历出现。如果有那么一天，霍英东毫不保留地向人们讲述这其中的过程，那么这故事一定令人惊心动魄。可以想像，在这海上贸易发迹的传奇故事背后，霍英东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大的代价；他要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不顾个人性命的安危……
1962年12月，香港一家报刊曾刊登一篇介绍霍英东早年发家史的文章。文章作者在谈到霍英东的这段海上冒险发迹的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霍英东“这一个人，处在20世纪的今日，竟能一朝发达，如今，竟是香港一位最有名的实业家，应算是异数……我则记起古语那两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另外两句则是‘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都适用于霍英东。”
“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应该是霍英东那段海上冒险发迹传奇的颇为恰当的评语。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初显创新本色
弃海登陆，成立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买下九龙油麻地四方街地皮大兴土木。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方法，令楼盘货如轮转……小试牛刀，不同凡响。
创立霍兴业堂
由于朝鲜战争时的海上贸易大有斩获，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的新贵。那时，霍英东正好30岁。如果单以财产的丰厚而论，可以说霍英东是做到“三十而立”的。
到了这个时候，霍英东已不需要再去冒性命危险去赚钱了，不需要风里来浪里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霍英东“退出江湖”，守着钱财过一生。他要用自己海上贸易赚取的钱，去赚取更多更多的钱……搞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好呢？霍英东的脑子又开始不停地转动起来。
1950年前后，一种新兴的行业开始在香港隐现，这就是地产业。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另外，主要是由于内地政权易手的原因，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加之“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施，中外商人纷纷涌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要自然日益增加。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急增了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有50万，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超过150万。
大量资金涌入，人口急增，地产行业的兴起和繁荣也就在所必然。霍英东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大干一场。
对于霍英东的决定，当时有些朋友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是：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很难与他们分一杯羹。
别人反对，但霍英东仍然一意孤行，踌躇满志——这与其说是霍英东太过于自负，倒不如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