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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长时间来一直放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至一○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荣圈”之一员，中国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令， 直接发自东京” （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 《马尼拉的悲剧》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ila）。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内容如下；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将所说的那几点。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惫不堪。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国军队想从上海突围时，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可是，当中国军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击。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由此看来，不难想象，士兵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面提到的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久也会这样干的。‘“
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他说道：“五个月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在当事人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