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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提及遵守国际法的宣战诏书
在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译者）的宣战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希与各权限相应地竭尽全力，决无遗憾。”另外，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说：“希于国际条规内竭尽全力，决无遗憾。”这些都把日本军队和国民的战争行为限于国际法的许可范围内。然而，这次“大东亚战争”（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译者）的诏书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此，竹内好＇1＇ 说：“也可以认为，它早已无须顾虑强国监视之目光，因而自然遗漏了。另一方面，不必要地强调‘目存自卫’，与此相关，要‘冲破一切障碍’，其‘障碍’可以理解为包括现有法律秩序在内”（《日本和亚洲》，第一七八页）。井上清＇2＇ 也解释说，践踏国际法，准备在宣战以前进行偷袭（偷袭珍珠港），所以不可能把遵守国际法的内容写入诏书（《天皇的战争责任》，第一五二页）。
＇1＇ 竹内好（1910－1977），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1944年曾应征入伍，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1946年复员后继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从事《鲁迅全集》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等编译工作。——译者＇2＇ 井上清（191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长期致力于研究日本近现代史，对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著年甚多，主要有《日本历史》、《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等。——译者
宣战诏书所以没有提到遵守国际法问题，认为是“自然遗漏”，这也是一种看法。其实并非如此，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这种遗漏是有意识的。这方面的事实根据是：东条英机在诏书的草案中曾用铅笔写上了关于旨在遵守国际法的内容，该草案现收藏在防卫厅的战史室里。这是来自可靠方面的说法，确凿无疑。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提到国际法不能说是自然遗漏，而是无视东条的修正草案。
如果确有上述东条的修正案一事，井上所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似乎也存在问题了。根据竹内好的说法，应该认为，军部中央显然抱有一种可怕的想法：要冲破国际法这一现有法律秩序。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为天皇的想法。我认为，天皇可能是在充分研究了“迄今为止的诏书”的基础上（木户幸一＇3＇语），不加修改地、原封不动地同意了这个原来的草案。
＇3＇ 木户幸一（1889－1977），1937年后历任日本文相（后兼厚生相）、内相、内大臣等职，曾与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一唱一和，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日本投降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3年因病获释出狱。——译者
无疑中央在开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就有这种想法。如果这样，那就理所当然地会导致当地军队的军纪败坏。于是，对诸如发生南京事件那样的事件，并且世界各国纷纷指责当地军队，中央自然不会严厉处置应负责任的指挥官，而是采取补救办法了事。
军部是否发出过关于全部杀光的命令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司令官、各师团的司令官在集体屠杀俘虏、散兵中有何牵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军指挥官在南京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在《周刊文卷》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号上有一则报道，从中可以了解新鲜的事实。报道是根据大宅壮一和当时众议院议员、自民党的一个单枪匹马的人——宇都宫德马所进行的一次座谈。据说，这个众议院议员之父、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和松井石根、本庄繁＇4＇ 两大将等人一起，在中国革命时支持了新兴势力，是军部内的“南方派”的一个人物。大宅和宇都宫两人曾谈到了关于处决战犯松井大将的问题，他们的对话如下：
＇4＇ 本庄繁（1876－1945），日本旧军人，陆军大将。曾参加日俄战争，民国初年任张作霖军事顾问；1922年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1936年任关东军司令官，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投降后自杀。——译者
大宅：松井大将真可悲！竟被绞死……。南方派少了一个人，实在可惜。
宇都宫：我同松井家有交往。后来在电车上碰到过他的夫人。“我想参加共产党……”夫人发起火来说道。松井君是南京屠杀的负责人，但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他曾表示悲叹。日本军的军纪如此混乱，那还是第一次……。那是柳川平助中将……
大宅：据说他在登陆时发表演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并采取了残酷的非常手段。我们曾在进入南京时见到他那兵团。
宇都宫：在日本陆军中也出现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我曾在战争期间会见了荒木贞夫大将。他说了声：“唉！日本已经不行了。”据说，到了横滨，可以看到正在搬运的装有俘虏的棺材。那是一些木箱子，毫无遮盖。
“如果是过去的陆军，也得盖上黑布，献上一束花”……
由此可见，实际上与等于未掌握指挥权的松井司令官不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似乎对南京事件实质上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在日华战争刚开始并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战败后著书说：“与〔上海派遣军〕相邻的柳川兵团未曾施加任何暴行”（《受到审判的历史（战败密谈）》，第四十六页）。应该相信大宅和宇都宫的证词呢？还是应该听信田中的说法？使人稍感迷惑，但十分清楚，军纪败坏的情况同样反映在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双方，这是事实的真相。姑且不去说那些日本军队中一般军纪败坏的情况，事实上，在进攻南京时，军部是否发出过诸如促使军纪败坏的命令，这是个问题。
关于荒木贞夫大将就处理俘虏问题的谈话，宇都官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五月号上也发表了题为《回忆我的父亲、陆军大将宇都富太郎》一文，谈了同样的情况。荒木大将曾看到正在搬运毫无遮盖的装有俘虏尸体的棺材的情景，他悲叹地说：“唉！日本已经不行了。”在后期，日本军队连对死去的敌兵也已如此残酷无情。后面在叙述松井大将举行慰灵祭的情况时，还将谈到这一点。
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他应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的要求进行采访， 看到在该师团的司令部里有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 内容是：“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2《对杀戮现场作证的随军摄影记者》，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号。在森山康平编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四十六页〕中，这条内容被删）。这一命令事实上也许出自平松鹰史所著《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根据该书记述，在向昆山进军中的第六师团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当时，该师团的高级副官平冈力中佐说了一句：“会有这种愚蠢的命令？”他跳了起来，因而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这一命令是从什么地方下达的呢？据平冈中佐说：“柳川兵团自然不会发出如此愚蠢的命令。虽然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但恐怕是军司令部在上海苦战期间所发出的发疯的命令”（第四○六页）。第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图紧急向昆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昆山后不久，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如平冈中佐所说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出的。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三十万名俘虏。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因此不得不认为，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无论如何，说“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