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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深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称之为“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即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译，原意为“最后通牒”。
特别是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败局，在一月里震撼着南京城。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下野了。
一月十九日，在南京黄浦路总统官邸，蒋介石面对党政要员们谈了对毛泽东《声明》的看法：“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提到的李德邻，即李宗仁。
两天后，蒋介石便决定下野。
蒋介石不早不晚，选择了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宣布下野：二十日，杜鲁门宣告就职美国新一届总统；二十一日，则是艾奇逊宣告就任美国国务卿。
杜鲁门对于蒋介石早已不悦，所以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希望在中国“换马”。蒋介石自然也就对杜鲁门不悦，一九四八年冬美国竞选总统时，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表示支持，这当然更使杜鲁门对蒋介石不满
。不料，杜鲁门在竞选中获胜，使蒋介石深为沮丧。正因为这样，蒋介石选择了杜鲁门再度出任美国总统之日后一天，宣告下野。
接替马歇尔成为美国新国务卿的艾奇逊，对蒋介石选择了那么个日子下野，说道：“我就职的那一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艾奇逊提到的“福摩萨”，即台湾。那时，蒋介石已预感可能在中国大陆无法立足，在作退往台湾的准备了。
二十一日那天中午，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宴请军政要员，宣布下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了这么一番话：“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介石拿出事先拟好的《引退谋和书告》，请李宗仁在上面签字。这一文告即蒋介石下野宣言：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宴散之际，蒋介石宣布，他今天就离开南京。
李宗仁及军政要员当然要为他送行，他却借口还有事情要处理，飞机起飞时间未定，不必送行。
蒋介石临行，其实并无要事处理。他的汽车离开总统府，直奔中山陵。他在那里流连、沉思，内心不胜痛楚。下午四时十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起飞。他特地嘱咐，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圈，让他多看一眼。
待李宗仁和军政要员们闻讯赶到机场，他早已离去……后来，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写及蒋介石引退的三个原因：（一）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二）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三）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杭州逗留了一天。照他的惯例，每一回下野，总是“下”到他的家乡奉化溪口。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历来讲究“名”。
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么呢？李宗仁之“名”，便颇费周折。
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中央社发出这一电讯后，迅即加以更正，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这一更正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李宗仁只是“代行总统职务”，李依然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其实，关于李宗仁之“名”，早在蒋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从武汉给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叮嘱他：“必须当继任总统，不能当代总统。”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李宗仁当“继任总统”。弄来弄去，李宗仁最后的“名”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二月十五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这样，李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