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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惨案，便是当时著名的“磨擦事件”。
湖南平江这地方，原是中共影响颇深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便是在这里举行“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彭德怀率部前往井冈山之后，平江余部组成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九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一九三九年一月，这支部队奉命开赴江南前线，在平江嘉义仍留有一个“留守通讯处”，料理一些善后工作。在磨擦日渐加剧的时候，这里也磨擦着，以至迸出了火花，燃起了大火。那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光宗，率部突然袭击了新四军一支队一团的留守通讯处。上校参议涂正坤（四十二岁，平江人）、少校秘书曾金声（三十岁、平江人）当场被击毙。当天夜里，中校团副罗梓铭（三十六岁、浏阳人）及吴渊、吴贺众、赵绿英等八人又被活埋于平江黄金洞。
此事被封锁消息，直至七月一日才被新四军获悉。八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大声质问国民党：“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了没有呢？没有。……”“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也就在这一天，延安各界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取消“磨擦的根源”——《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是因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本身是个“绝密”文件，他矢口否认有这么个文件，叫他怎么答复呢？
磨擦归磨擦。毛泽东谴责磨擦。不过，对于蒋介石，毛泽东还要顾全大局，拥护他抗日。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和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报社记者谈话时，如此说道：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磨擦不断。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初，曾历数国共之间的“磨擦事件”：……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军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毛泽东制定了反磨擦方针，即“有理、有利、有节”。他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对反磨擦作出了限制：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为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毛泽东在十天后的另一份电报中，又一次强调：“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蒋介石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曾指示：“如以武力制裁，颇多困难，应取慎重态度。”关中：《战时国共商谈》，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七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
磨擦的火花，促使国共重开谈判。
一九四○年六月，从苏联治疗臂伤归来的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山城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跟蒋介石，已是谈判的老对手了。周恩来在谈判中，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蒋介石的两面性。周恩来如此说：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意思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的特点。
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不会马上走汪精卫之路的原因：
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
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
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太苛刻。
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
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由于周恩来对蒋介石知之甚深，所以有一整套的办法对付蒋介石。周恩来总结了这么几条：一、在他困难的时候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
二、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
三、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
四、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周恩来精于谈判之术，他还总结了跟蒋介石谈判的若干“技术”，其实也可以说是艺术：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一回，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心问题便是关于国共磨擦。蒋介石一开始便说了一番带骨头的话：“对于抗战、团结，我看国共两党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周恩来马上来了个针锋相对：“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蒋介石搪塞道：“这是过去的事了。”为了解决国共磨擦问题，蒋介石让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跟周恩来进行具体谈判。自然，又是一番讨价还价式的舌战。
周恩来“开价”：八路军编三个军九个师，月饷四百四十万元。
国民党“还价”：八路军编三个军六个师，加三个团，月饷六十万元。
周恩来“开价”：新四军编三个师，月饷一百万元。
国民党“还价”：新四军编两个师，月饷八万元。
两“价”之间，相距甚大，相互僵持着。
为了避免磨擦，也就提出了国共“划界”问题。双方划定界线，“楚河汉界”，各占一方。内中，主要的焦点，当然是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划界。另外，也要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防区”。国民党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第二战区，因此两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原本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必须从皖南北进，渡过黄河。谈来谈去谈不拢。蒋介石在七月十六日摊牌了。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中央提示案》，共四条：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
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将冀察战区，即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所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备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另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二个师。
显然，对于蒋介石的这四条，周恩来难以马上表态。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