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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信中，中共明确谈及开展国共谈判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决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刚刚发表，八月二十七日，张子华风尘仆仆，抵达“红都”保安。张子华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所带来的曾养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国民党就国共谈判表了态。毛泽东、周恩来细细读了曾养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来出面联络。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写就致曾养甫函，告知“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周恩来写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周恩来书信选集》，九十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就是说，周恩来愿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连谈判的地点，都具体提出来了。翌日，周恩来又写一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黄君”（即张子华）与“养甫先生”的往来，也提及“两先生”的“联俄之举”——陈立夫化装为“随员”和张冲一起远赴欧洲寻求共产国际联络。
周恩来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七至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来的信中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希望二陈为国共联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来还写道：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同日，周恩来还修书一封，致胡宗南。周恩来的信，称之“宗南同学”，却又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周恩来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信，南下广州，因为他得知陈立夫正在广州。九月二十日，张子华赶到广州时，适值陈立夫到广东别的地方去了。张子华见到了谌小岑，把周恩来的信交给谌小岑。九月二十三日，陈立夫回到广州，看了周恩来的信，指示由曾养甫出面，与张子华会谈。九月二十七日，曾养甫与张子华晤面。曾养甫说，国民党方面如派代表到陕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议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他取出国民党政府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交给张子华，以便周恩来能进入香港。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已确实打算与共产党谈判。
曾养甫还转告了国民党方面三项新的承诺：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毛泽东于翌日收到张子华用密电发来的消息。十月八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即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与国民党接触，也属极端机密的行动，仅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诚如国民党内，也只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毛泽东的电报写及了张子华的情况：“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即张子华）九月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毛泽东以为：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形势：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张子华于十月十四日赶到西安，在那里向中共派驻西安的叶剑英作了汇报。
十月十七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共同署名发出致“九同志”的电报，作了通报：“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指张子华）十四日回西安，携来国民党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还写及一重要变化：“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这就是说，周恩来要飞往西安，跟蒋介石直接谈判！只是事态的变化，使毛泽东预计中的“蒋周会谈”未能实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周小舟联络“姜府”和“龚府”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国共联络的另一秘密渠道。那是在曾养甫把“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交给谌小岑时，谌小岑除了通过左恭找到张子华之外，又打通了另一渠道。谌小岑记起了同乡翦伯赞。那时，翦伯赞在南京担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是湖南桃源人，却是维吾尔族。一九二四年，二十六岁的他在美国学习经济——虽说如今人们一提到他总是称之为历史学家，其实那是后来的事。一九二六年回国，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却又因“左”倾（亦即倾向中共）而失去国民党党籍。这时，他在北京结识历史学家吕振羽、谭丕谟，从此开始研究历史。翌年，他参与覃振的反蒋活动，从此与覃振结下深谊，以至担任覃振秘书。
谌小岑跟翦伯赞在一九三二年曾一起编过刊物《丰台》，知道翦伯赞与左翼人士有些联系（翦伯赞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翦伯赞起初建议，从南京狱中释放一两名中共干部，作为密使派往陕北，曾养甫以为不妥。接着，翦伯赞提及了吕振羽。
吕振羽那时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翦伯赞知道，吕振羽此人亦“左”倾，他的学生有不少是中共党员，于是建议谌小岑与吕振羽联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谌小岑给吕振羽写了一封颇为有趣的信：“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成，希即命驾南来……”信中的“东邻”，当指日本。“姜府”、“龚府”又是指什么呢？“姜”，蒋的谐音也；“龚”，共产党也。“姜府和龚府联姻”，乃是国共合作的暗语。果真，吕振羽和“龚府”有联系。他把谌小岑的信，交给了一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周怀求。周怀求这名字，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然而，一提他后来改的名字——周小舟，人们就很熟悉。周小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名震中国——诚如翦伯赞解放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亦名噪华夏。虽说他那时用周怀求之名，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称之周小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