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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红色牧师”的那位“随员”，不声不响，继续穿梭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张子华没有和董健吾一起离开瓦窑堡。他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批准了毛、张、彭致董健吾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意见。
会议还就谈判问题，作出决定：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来上海，当即与鲁迅长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来沪，除了与鲁迅、沈钧儒等建立联系外，还建立了一个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
与冯雪峰同行，一起离开陕北的，是张子华。张子华来到南京，秘密会晤了曾养甫。张子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意见，希望南京方面就联共抗日也提出条件。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作出反应。曾养甫打电话约谌小岑来家里，谌小岑一进去，便见陈立夫在座，陈立夫当场口授了四条意见，由谌小岑抄录后，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另外，覃振还交给张子华一封信，托他转给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着旧谊，他们同是湖南人，都于一九○五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九○八年，覃振在长沙密谋起义，因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光复长沙后出狱。他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林伯渠则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叙情，亦是为了国共再度携手。
张子华深知肩负的使命何等重要，星夜兼程，从南京奔赴陕北。这一回，他已是熟门熟路了。他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中共正在那里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都在那里。张子华向毛泽东等当面作了汇报。这时，正值周恩来赴肤施天主教堂跟张学良会谈不久，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由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于是，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信，托张子华（亦即“黄君”）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贲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这封信表明，在“别了十五六年”之后，周恩来又与谌小岑恢复了直接联系。信中又向“养甫先生”，表示欢迎“惠临苏土”。周恩来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他与张学良的“同师”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写道：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来在信中，希望老校长张伯苓也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林伯渠也给老朋友覃振写了复函。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林伯渠亲笔信，返回南京。这样，国共之间开始书信往返。张子华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之后，突然失踪了！张子华到哪里去了呢？他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如此重要的密使，怎么会身陷囹圄？虽然关于张子华被捕的原因，有种种说法，近来渐渐显露出其中真实的原因：蒋介石通过曾养甫—张子华这一途径，与毛泽东、周恩来暗中来往，在国民党内是极端机密的，就连陈布雷这样的贴身秘书也不知道。张子华当时要求谌小岑在南京为他弄一住房，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宣传抗日。蒋介石闻讯，连忙下令把他抓进狱中，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一周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曾养甫让张子华去上海，为的是避开南京众多的耳目。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秘密会谈
张子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南京密电，要他去一趟南京。
在南京，曾养甫交给张子华一封致周恩来的信，托他送往陕北。
曾养甫在信中写道：“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希望国共的“切实商谈”，提高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层级别。于是，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陕北。就在这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对于抗日作了比较明确的表态：“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讲话的调子，比往日提高了一些，虽说他还只是讲“有人”，尚未鲜明地亮出抗日之旗。
中共对蒋介石的演说，作出了公开反应。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信中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