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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与张学良私交颇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张学良由南京来沪时，看望了正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张学良的心：“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张学良听进了杜重远的话。二十多天后，他在沪秘密会晤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是辽宁义县人，年长张学良二十多岁，曾在奉军任职，担任过长春戒严司令、东北陆军第十五师师长，被授陆军中将衔。“九一八事变”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上了庐山，面谒蒋介石，提出组织东北义勇军四条政见，被蒋介石所拒绝。张学良在上海见到了老部下李杜，颇为欣喜。言谈之中，李杜的意思与杜重远完全一致：“联共抗日！”张学良知道李杜虽不是中共党员李杜后来于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病逝于重庆。，但与中共有联系。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与中共联系能否与中共领导人
商谈联合抗日之事。李杜果真有办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李杜从上海给张学良发来电报：“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张学良当即派了高级参谋赵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绍的“朋友”接往西安。三月十一日，张学良跟这位“朋友”首次见面。这位“朋友”便是刘鼎！刘鼎作为中共代表，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而对外则称是“秘书”。张学良主动找中共联系，中共也主动找张学良。张学良部将高福源，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所俘，进入中共所办“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经过学习，高福源转换了思想。一九三六年一月，高福源携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件抵达洛川，第一次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后来，高福源经常往返于洛川和瓦窑堡之间。由于高福源的奔走，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出面了。在高福源的陪同下，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李克农冒着鹅毛大雪，在洛川与王以哲见面、会谈。接着，三月三日，张学良又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密谈。张学良向李克农提出，希望晤面毛泽东或周恩来……经过高福源、李克农、刘鼎秘密地穿针引线，终于促成了肤施教堂里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彻夜长谈……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周恩来虽说是跟张学良头一回见面，但两人才说了几句话，便猛然缩短了距离。据周恩来回忆，他跟张学良一见面便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当即接上去说：“我知道，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张伯苓，天津人氏，曾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后来，在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周恩来十五岁时就读于南开中学，校长便是张伯苓。周恩来觉得奇怪，张学良怎么也是张伯苓的学生？张学良笑道：“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笑罢，张学良又道：“我和你同师。”这别具一格的寒暄既毕，双方便切入正题。对于共同抗日，双方无须多言，早已一致：日军占据了东北军的老家，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西北，东北军全军上下抗日一心，与中共的抗日主张完全吻合。
周恩来跟张学良会谈的核心是如何对待蒋介石。
周恩来说明了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提出“抗日反蒋”。周恩来说：“愿闻张将军意见。”张学良直率陈言。他认为红军是“真抗日”的队伍，这毋庸置疑。蒋介石呢？据他观察，蒋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蒋”这口号不利于团结抗日。张学良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又是国民党的主流派。如果反蒋，势必抛弃了国内最大的一支力量。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固然是错的，但蒋介石并未降日。蒋介石现正在歧路上。
张学良说：“在国民党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蒋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寄希望于蒋介石抗日。但是，蒋介石左右也有很多亲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处于极度矛盾之中。我主张，我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蒋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辞职另干！”周恩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张学良这番“抗日必须联蒋”的主张，以为颇为在理。周恩来说：“作为我个人，赞同张将军意见。但这是个大政策，我要回去，带上张将军的意见，提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对于周恩来的表态，张学良觉得很为满意。双方推心置腹，充分信任。会谈直至翌日凌晨四时结束。临别，张学良把《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投影彩色地图赠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周恩来离去时，原本一行五人，此时变成了六人——刘鼎亦随他前往瓦窑堡，向毛泽东汇报。对于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口号，张学良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真巧，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夜十二时——那时周恩来正在肤施跟张学良密谈，毛泽东发给洛甫（张闻天）的电报中，便写道：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
毛泽东所说的“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即“反蒋抗日”或“讨日讨蒋”。周恩来一行离肤施不久，遇大雨，不得不中途住十里铺，于四月十二日回到了瓦窑堡，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汇报了肤施天主教堂密谈的内容，特别是转达了张学良的“联蒋抗日”的意见。毛泽东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不再像往常称“卖国贼蒋介石”了，而是以“蒋介石氏”这样中性、不褒不贬的称呼相称。《通电》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色中华》，第二七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版。这一段话，有着鲜明的“毛氏笔法”的特色。虽朱毛联名通电，显然出自毛泽东笔下。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