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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担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不再与蒋介石合作，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猛烈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又爆发蒋、胡之争。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胡汉民被骗至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遭到软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汪精卫看准了时机，第三次跟蒋介石作对。汪精卫举起了“救护党国”、“打倒独裁”之旗，联合反蒋派，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向全国发布《反蒋宣言》。于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讨汪，爆发了宁粤之战……看来，在四分五裂、群雄并存的国民党里，蒋介石欲成为最高领袖、“绝对权威”，也并非易事。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国共分别确立了“蒋汪体制”和“毛张体制”
就在蒋汪对抗、宁粤冲突之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沈阳北大营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发动突然袭击，炮轰沈阳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导致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三千万人民的东三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落入日军之手！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慨之情。汪精卫借此机会，猛烈抨击蒋介石，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时达到了高潮：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二全”大会，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眼下，竟然有三个“四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和上海举行！在南京，蒋介石主持了“四全”大会；在广州，孙科主持了“四全”大会——理应由汪精卫、胡汉民主持，会议开了一半，胡汉民回粤主持；在上海，汪精卫主持召开了一个“四全”大会。
国民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日军侵略，民怨沸腾，而国民党的“三巨头”又如此分庭抗礼！无可奈何，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口中嘟嘟囔囔着“娘希匹”，蒋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总算蒋、汪、胡三派合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下野”于奉化，汪精卫“称病”在上海，胡汉民也说自己“血压高”，留在广州。“三巨头”都没有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露面，会议由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蒋、汪、胡三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此外，改组国民政府，推举空头元老林森为主席，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没有“三巨头”出席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毕竟缺乏权威性。就在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半个多月后，一场重要的幕后交易在杭州进行：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从老家奉化来到杭州，住入澄庐。他写了一封密信，托陈铭枢、顾孟余赴沪，面交汪精卫。一直“称病”的汪精卫见信，立即精神抖擞，百病皆无，赶往杭州。于是，这两个多年来互为政敌的巨头，在澄庐通宵密谈，“相见甚欢”。这次密谈，变“蒋汪对抗”为“蒋汪联盟”。消息不胫而走，胡汉民气歪了鼻子——因为汪、胡有密约在先，两人联合反蒋，谁也不与蒋单独密谈。如今，汪背弃了胡，胡也就决心独力与蒋、汪对抗。蒋、汪携手，返回南京。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三月六日，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掌握军权。从此，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从此，国民党形成了维持多年的“蒋汪体制”，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胡汉民则在两广主持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跟蒋、汪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但毕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盘。在蒋、汪之间，蒋掌兵权，实力胜于汪……
在中共党内，斗争也颇激烈：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下台；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左”倾盲动错误而下台；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而遭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实行“左”倾教条主义……这一右三“左”，折腾着中共，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共党书》，以讥诮的口吻，论及了中共的党内斗争：“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处指民国纪元，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下同，
不另注）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十八年六次大会（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邓中夏退却路线的荒谬，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论，你们便再若干年，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辩着共产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无论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线，左的，右的，折中的，总之是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蒋介石先生告共党书》，载中统局内部编印的《转变》一书，二九九至三○○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版。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中共确实正处于领袖危机之中——由于中共那时没有一个能够稳稳地掌舵的领袖，这使中共连连失误。然而，在蒋介石说那番话的一年多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为中共舵手。从此，中共形成“毛张体制”。张，即张闻天，当时用“洛甫”之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军权，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毛泽东也走过了曲折的时浮时沉的政治道路：他上了井冈山之后，与朱德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他为党代表。这样，他的最初的称呼曰“毛党代表”。一九三○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这样，人称“毛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对毛泽东的习惯称呼便叫“毛主席”。不过，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历受打击，他又几番病重，以致一度误传他病逝，共产国际还为他发了讣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顶帽子：一曰“枪杆子主义”；二曰“一贯机会主义”；三曰“狭隘经验论”。
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毛泽东未曾在苏联受训，得不到共产国际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从苏联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排斥。然而，毛泽东毕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显示了他的睿智和才华。特别是处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谁就会在党内、军队享有威信。如果说蒋介石还算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一点军事的话，毛泽东则连这么点“资本”都没有。诗人气质的他，原本书生一个，写文章是他看家本事，打仗则纯属外行。奇怪的是，此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居然从中谙熟韬略。虽说也曾打过几回败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敌制胜。就连蒋介石坐镇指挥，也多次败在这位“笔杆子”手下……如此这般，当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连连指挥失误，几乎断送了红军之际，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呼声甚高，也就顺理成章，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张体制”。
从此，“毛张体制”的中共与“蒋汪体制”的国民党相对抗，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棋手（即“旗手”）的两党对抗的“棋赛”……虽说在此之前，蒋介石跟毛泽东有过几番较量。那时，蒋介石似乎对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不屑一顾，称之“朱毛股匪”，先是几番“会剿”，接着又几次“围剿”——不过，那只是大搏斗之前的“热身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终于从覆灭的边缘得以挽回，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红军挺进陕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