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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在桂林，蒋介石在台湾，又一次呈现“一国三公”的局面。蒋介石仍要把李宗仁拉住，力劝李宗仁“回粤主政”。五月八日，李宗仁终于飞抵广州。这样，李宗仁再度成为蒋介石的傀儡。毛泽东和蒋介石，已进入“残局之战”。至六月，国民党部队被歼总数达五百五十九万人！国民党剩余的部队，只有一百五十万左右了。如毛泽东所说：“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六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于六月十五日在北平主持召开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着手于“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本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频频发出继续进军的命令，不让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
五月十六、十七日，连克汉口、武昌、汉阳；
五月二十日，攻克当年拘蒋的古城西安；
五月二十二日，攻下当年举行“八一起义”的南昌；
五月二十四日，占领阎锡山的老窝太原；
六月二日，拿下青岛；
八月十七日，进军福州；
九月五日，打下西宁；
九月二十三日，进入银川；
十一月三十日，进抵新疆喀什……
蒋介石仍在那里“莫退、莫退”。但是，他已无法挡住席卷全中国的红色旋风。
在这风卷残云的时刻，七月十日蒋介石忽然偕王世杰、吴国桢从台北飞往菲律宾碧瑶。蒋介石居然还出国访问？原来，他要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组织“太平洋反共联盟”，还要组织“国际志愿军”来对付毛泽东，对付中共。蒋介石甚至还考虑到如果台湾失守，他准备在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
蒋介石在菲律宾未敢久留。七月十二日，他飞回台北。两天后，他飞往广州。
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这个非常委员会在非常时期拥有最高权力。这么一来，蒋介石结束了下野，又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了。
蒋介石又忙于飞来飞去了。八月二日，他宣布在台北建立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翌日，他飞往韩国，与李承晚总统商讨了“发动远东各国反共联盟的具体步骤”。这样，他作好了立足台湾，以菲律宾和韩国为两翼的战略部署。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广州，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飞抵广州，在那里布置广州保卫战。蒋介石声称这是“决定党国最后成败的一战”。在广州席不暇暖，蒋介石于二十四日又飞往山城重庆。蒋介石重新步入山洞林园，触景生情。整整四年前，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第三次电复蒋介石，表示愿来重庆进行谈判。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当晚蒋介石正是在林园欢宴毛泽东……岁月无情，不过四年工夫，他却落到这等地步。预料广州难保，九月七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来重庆。这是国民政府二进山城了……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别了 司徒雷登！1
在那些日子，毛泽东显得异常忙碌。用他的话来说，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刻：他忙于建立新政权；他忙于“追穷寇”……就在这个时候，从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六日，短短的一个来月中，毛泽东却亲自动笔，为新华社接连写了五篇评论，抨击美国政府。
从表面上看，事情是由于八月五日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引起的。这一白皮书的全称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关于1944～1949年时期》。这一白皮书，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正文共分八章。白皮书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建议编写的。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极力主张编写一份以最近五年为中心的我国同中国关系的详尽报告，在它垮台时予以发表。总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一个由富有学识和专长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在沃尔顿·巴特沃思的领导下开始工作，后来由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博士担任主编。”另外，艾奇逊还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题为《美中关系概要》的长信，与白皮书一起发表。杜鲁门总统为白皮书的发表，写了这样的声明：“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政策将以有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
白皮书的发表，引发了毛泽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其实，这场论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白皮书只是成了导火线罢了。在国共之间，虽说美国人多次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美国政府是蒋介石的后台。随着蒋介石的惨败，诚如艾奇逊所言：“现在已经很清楚大陆上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接近垮台了，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艾奇逊所说的“大陆上的政权”，不言而喻，指的是中共政权。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这么评论道：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虽说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决裂乃是意料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和中共之间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却有过一番秘密谈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有那么几句令人玩味的话：“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毛泽东所称的这位“大使老爷”司徒雷登，是一位道地的“中国通”。迄今，在杭州耶稣堂弄三号，尚可见到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先生来杭州传教时，在一八七三年建造的花园别墅。司徒雷登先生就出生于此屋，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中共与这位“大使老爷”原本有着不错的关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当赫尔利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时，美国政府曾准备委任魏德曼为驻华大使。魏德曼明显地倾向于蒋介石。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在重庆见到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时，说道：“魏德曼将军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让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而且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歇尔当即问周恩来：“你以为谁是美国驻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周恩来敏捷地答曰：“燕京大学校长约翰·莱顿·司图尔特博士，无论在学识上和人格上，还有在政治的中立方
面，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周恩来所提到的约翰·莱顿·司图尔特（John Leighton Stuavt）博士，其中文名字便曰司徒雷登。马歇尔元帅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后来美国政府果真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南京已岌岌可危。这天清早，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风风火火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转达了李宗仁代总统的话：“请大使先生尽快离开南京，移驻广州。”司徒雷登确如毛泽东所言，“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司徒雷登依然“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他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在南京城里打探着消息。四月二十八日，一位重要人物从北平乘火车南下，到达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黄华，受周恩来的委派，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周恩来派黄华来南京，是考虑到南京原是国民政府首都，有着众多的外国大使馆，有着许多涉外事务需要处理。司徒雷登对于黄华的到来深为欣慰，是因为黄华肄业于燕京大学，是他的学生，又是傅泾波的同班同学。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为了试探与中共秘密谈判，而黄华与他以及傅泾波有这样熟悉的关系，自然很有利于谈判。于是，就在黄华抵达南京不久，五月六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泾波前去拜访了黄华，表示司徒雷登愿与黄华就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关系进行秘密会谈。五月十三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进行了秘密会谈。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权成立时，美国可以考虑予以承认，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共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
黄华则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如果愿与新中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