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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介石认为无法接受毛泽东的条件，不加谈论；
二、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介石还念念不忘他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介石根本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的民主政治；
四、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只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国共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
张治中显得很谨慎，在飞往北平前夕，又于三月二十九日由南京飞往溪口，向蒋介石作了请示。临走时，蒋介石对张治中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中共的情报非常灵敏。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得知，张治中在来北平前竟两赴溪口。这样，当国民党代表一到北平，便受到了冷遇。
在双方会谈时，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提及张治中两赴溪口，质问道：“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这一回的国共谈判，与往日那么多回的国共谈判截然不同。如今，中共是占了绝对优势，以居高临下之态跟国民党代表谈判。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蒋军主力歼灭殆尽，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剩的任务只是打扫战场而已！往日的国共谈判，以“马拉松”著称。这一回，则“速战速决”。中共代表团经过十来天的谈判，于四月十三日早上，向国民党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这一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意见，由周恩来起草的。
国民党代表团一看，大吃一惊。因为国民党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目的，而“草案”简直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书，是要求国民党政府举起双手的“投降书”。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好在那文件上标着“草案”二字，表明尚有商榷的余地。于是，国民党代表花了一天多时间进行修改，这修改无非是把过分刺眼的字句加以改动而已。四月十五日晚七时，周恩来把标明《国内和平协定》字样的文件，送交张治中。张治中一看，已无“草案”二字，而内容与“草案”相差无几。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张治中心中的困惑，特地强调了一句：“这是最后的文本。”
张治中当即反问：“也就是‘最后通牒’，对吗？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点了点头。张治中无可奈何道：“也好，干脆！”确实干脆，当夜九时，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全体会议。他们在一张长条方桌两侧坐了下来，而长桌两端则坐着双方的首席代表。颇为有趣，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坐在一起，竟大都是光头的，跟他们的委员长保持一致。
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他对《国内和平协定》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周恩来语出惊人：“这个协定是定稿，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如果南京政府不签字，到本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就要横渡长江！”周恩来的话，不折不扣，是最后通牒。毛泽东下的这一步棋，完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美梦。
当夜，国民党代表团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翌日立即飞往南京，把《国内和平协定》送交李宗仁，并急送溪口蒋介石。
李宗仁看罢，犹豫不决。蒋介石看罢，怒道：“文白（引者注：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一锤定音，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
国共谈判，也就告吹。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发出文件，“准备四月渡江”。如果可能，则“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就在国共和谈期间，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便已公开“正告南京政府”：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其实，周恩来在四月十五日晚对国民党代表团所说的那番话，也就是重申了毛泽东十天前对南京政府发出的警告。与往日的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其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四月二十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充满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四月十一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四月二十日。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内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一九四九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一九四九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两种不同意见，可参看陈广相《对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载《党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不久之前，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几曾何时，如今轮到毛泽东下令缉拿蒋介石了。尽管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国民党官方文件不再称共产党为“共匪”，此时毛泽东干干脆脆地称蒋介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