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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楚红是一位名利双收的女性，有人问她对金钱，以及女性自身有些什么看法，钟楚红说：“我的收入是不算少，但我不善于理财，常常乱花钱。花钱最多的时候是去旅行，可是我认为旅行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旅行给我很多见闻和体验，都储蓄在自己的脑海里。有钱可以使我变得更独立自主，我不必为许多事情犯愁，一个演员如果常常为钱发愁，就会使他焦虑、不安，就会影响表演的质量。他得多接工作，不去计较其他，用心研究角色的感情和思想，不要老是去担心钱的事，这样或许更容易挣到钱。一个演员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坏的剧本，不喜欢的角色，都应该拒绝，不要担心因拒绝而影响收入。有了钱可以不必使自己单纯为了钱去做人，可以比较‘清高’地对待人和事物。不过，我这人有一个弱点，心肠太软，经不起朋友求，就接戏演了。这是不是女性特有的弱点呢？我不知道。我是一向维护并且喜爱我们女性的。首先，我无须对她们提防什么，女人比较真实，比方说，女人恋爱的时候，就很真实，因此爱起来就疯狂地爱，勇敢地爱。女人很强韧，再大的苦难，也很难打倒她们。女人的感性也比较丰富，比较细心。此外，女人还有母性特有的温柔、同情、包容和忍耐力。当然女性的体质较男性差一点，有些工作不能胜任，这大概是女性的弱点。许鞍华（香港著名女导演）有一次到内地拍戏，外景又是大草原，又是高山绝壁，我担心把她累坏了，劝过她不要接这个戏。可是许鞍华说，这艰苦的工作是对女性导演的挑战，她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看来女人还是勇敢坚强的。”
钟楚红喜欢读书，喜欢看小说，那些笔调细腻的，或是过去了的、古老的故事，她更喜欢。她最喜欢的还是电影。香港和外国的电影自不待说，内地的电影她也看。看多了，接触多了，也就有所比较。她觉得内地的电影与香港的电影有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内地电影比较没有市场考虑，剧本、片子的长短，可以有不同的处理，香港电影受到市场条件的限制比较大。如果说内地的影片受到政策和思想的制约，那香港的则比较受市场需求的控制。现在内地也比较开放了，出现了几个新导演，比较敢描写个人的内心感情，这和以前有所改变。
她说：“以前内地的电影政治味道太强，我不喜欢。现在内地冲片、印片很棒，从外国买了整套冲印片厂的设备。内地演员拍片很紧张，一个镜头演员要排演多次，因为底片得节省，必须一拍就可以用。此外在拍片管理上，效率很差。这一点美国很好。我这个人喜欢每样事要干净利落一点，有效率一点。香港的电影圈，节奏快，工作效率高。技术上、管理上完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电影感先进一点，缺点是一切太商业化，在片子里不断堆砌高潮，取悦观众。可是香港的观众很苛刻，不高兴就骂导演，骂戏不好，在电影院里一边看，一边骂。我在香港生活、长大，对于这个社会，我是有发言权的。在香港，有些人只顾拼命去赚钱，好像赚钱是人生惟一的目标，除此以外，生活没有别的意义。这很不好。整个香港，是一个非常露骨的物质社会，贫富差距很大。精神方面、文化方面，比较庸俗。文化界、艺术界，也一样是金钱至上。但是，在做事方面，很讲效率，很现代化。我是这样看的。”
“百变歌后”梅艳芳有人认为，凭梅艳芳的脸蛋和身材，完全不具备做一名红星的条件，她的眼睛大而无神，鼻子虽挺却鼻孔过大，身材平板等等。然而，梅艳芳就是凭着这些“有缺陷”的身体条件，开创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明星之路，照样吸引了无数观众和歌迷。在很长一个时期，她的片酬最高，身价最高，赚的钞票也最多，外形比她好的钟楚红、张曼玉、利智等女星，都没法与她相比。有人曾作过测算，梅艳芳每年开一次演唱会，到手的酬劳就超过5000万港元，而她拍片的酬劳则达到每部150万港元。在不到30岁时，她拥有上亿港元的财产，而这上亿财产的取得，她只花了短短六七年的时间。有人评论，梅艳芳吸引观众、歌迷，靠的不是姿色而是特色。
1963年10月10日，梅艳芳出生于香港。她有三个兄姐，其中姐姐梅爱芳，也是一位职业歌星，先是在酒廊里演唱，但运气不及妹妹梅艳芳。
梅艳芳的两位兄长及姐姐都是在广州出生的，由于家庭的原因，她的母亲只好拖儿带女，来到举目无亲的香港，寻求另一种生活。当时母亲正怀着梅艳芳，当生下梅艳芳后，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双手。
小时候，梅艳芳的哥哥经常背着她，站在街边卖菜，一站就是半天。有时候，哥哥们出去找活干了，梅艳芳就和姐姐一起，跑到菜市场去，拾一些枯黄的菜叶回家。她们知道，母亲能把这些人家丢弃的菜叶煮得格外好吃。
她小时候很少吃零食，有一次，两姐妹在别人家里吃到几粒炒花生，她们从此的理想竟是“长大了能挣到钱，就要天天买一大罐炒花生吃”。
梅艳芳的母亲有一点艺术底子，为了生计，东挪西借，开办了一间歌艺学校。所教的内容包括各种乐器，如琵琶、二胡、扬琴等，另外，也教唱歌和跳舞，而教室就是在住处腾出一点地方。
两姐妹有近水楼台之便，平日耳濡目染，从小便受到了艺术熏陶。母亲无力供两姐妹上学读书，只要求她们跟她学习唱歌跳舞。
后来，从台湾来了一个“艺霞歌剧团”，到处演出，似乎能挣不少钱。母亲受到启发，于是也找来一些青年男女，成立了一个“锦霞歌舞团”，专门到乡间演出。在演出中，梅艳芳和梅爱芳两姐妹经常以“金宝姐妹花”的名义登台。此举的确给家里赚了一些钱。
两姐妹的演出特别引人注目，同辈的女孩子十分羡慕她们。
据说，当年还没有成名的邓丽君，曾与这对姐妹花一起拍照留念。但好景不长，母亲的事业后来越弄越糟，手中的钱也全蚀光了。幸运的是，四个儿女这时已经长大。
机会终于来了。
1982年，香港举行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梅艳芳凭着一曲《风的季节》一举夺得冠军。随后，她与华星娱乐有限公司签下了五年的合约。梅艳芳那时才19岁。
在“华星”的极力栽培下，在短短的一年内，梅艳芳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红歌星。梅艳芳进军娱乐界，早期走的是模仿路线，为此赢得“百变梅艳芳”的名号。那时，她以低沉的嗓子唱红《风的季节》，又以幽怨的形象将《心债》、《赤色梅艳芳》、《赤的疑惑》等歌唱响，受到广大香港歌迷的拥戴。
1983年初，梅艳芳代表香港前往日本东京音乐节参赛，以一首日语歌《强吻之前》，夺得“亚洲特别奖”及“TYS”奖两个大奖。
梅艳芳是个直爽的人，她毫不讳言自己的收入，她说，在没有成为新秀冠军之前，歌酬是几百元一场；初得冠军时是一千元一场；知名度大增后，则是一万多元一场。有了较大收入后，梅艳芳搬进了约一千平方英尺全新装修的房子，这套新房子光是露台就有三百平方英尺。在1983年中，她灌录了第一张个人大碟《赤色梅艳芳》，推出后，成为香港最畅销的唱片之一。《赤色梅艳芳》在香港大碟榜上停留达14周之久，最后登上榜首，碟内的《赤的疑惑》、《交出我的心》两支歌，分别登上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榜首。《赤的疑惑》是由山口百惠主演的一部日本电视剧，梅艳芳唱的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此后，她与张国荣一起结伴飞赴美国，专程为“华埠小姐”选举表演节目，接着又到日本灌录了两张日文小碟。这时有人对她唱日文歌提出责备，说她这样做有失中国人的面子。还有传言说，她曾进过政府的戒毒所，甚至传说她生过一个孩子，并且是个女儿。一时间，流言满天飞，遍布香港每个角落。
这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流言，曾深深地伤害了她。梅艳芳为此悲伤地说：“为什么我尽我的一切努力来讨好人们，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结果？”
“无线”为了造就她，让她以崭新形象出现，特地找来当时正被传追求陈玉莲而成为新闻人物的香港服装设计师刘培基，为她设计服装。刘培基的服装设计使梅艳芳的穿衣品位大大提高。刘培基还邀请她拍了一辑服装广告。后来，梅艳芳穿的服装很多都是刘培基设计的。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