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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他们蒙着奇冤，被赶出北京，送到辽宁阜新煤矿劳动改造。当白朗离开北京的时候，她满怀激愤地预言道：“有一天，我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为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辈子的决心从未动摇过。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也决不会抛弃一个真正拥护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仍然会肃立在党旗下面尽情高唱《国际歌》，党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生命。”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难中的自白！
悲剧就从那时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人人自危；中国，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涣散人心。安定、强大、繁荣的国家是这样“斗争”来的吗？
阜新，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她像一位健壮的母亲，敞开黝黑火热的胸怀，迎接自己忠诚的儿女。白朗同矿工一样下矿坑，上上下下要爬一百七十多级的木梯，很多工人都同情地说：“在我们煤矿，还从来没有见过女同志下坑。我们都够呛，而她却和我们一样……”
白朗，沉默着、劳动着；她没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块燃烧的煤，也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后来，她被调到阜新地毯厂（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气肿和气管喘息，在这沉重的劳动中加重了。疾病摧残着她，劳动折磨着她，政治压迫着她。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在劳动上花费了劳力，但却没有得到半分报酬，连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钱。
逆境中的人，时刻都受着大山一样的压力；心，就像泡在苦水里的莲子，人生，那是多么苦的滋味啊！但白朗，她是一位战士，仍然乐观地劳动着，她同青年女工一样，坐在高高的架子上织地毯，把自己的白发也都织进地毯的花朵。
几年熬煎后，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调到阜新市文化馆看稿子。这时，她振奋起来，创作激情袭击着她，她要创作了。白朗从不空发宣言，她是一位肯于实践的人。作家、艺术家也许都有一种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艺术构思。那几年，白朗如同被风暴抛入大海的一叶小舟，但惊涛骇浪终究没有吞没这位坚强的战土，她是那样执著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
在同工人一起劳动中，她积累了生活，相继发表《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温泉》等短篇小说及《在起跑线上》、《纽带》、《火花》、《管得宽小传》和《跨海访师记》、《黑海红帆》、《人·物质·精神》等报告文学。那时，她虽然摘了帽，但毕竟还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所以她常受冷遇，稿子被编辑无情地打回来，但她从不因此灰心，在低压的气候里顽强地生活。心，向着理想的世界；笔，写着光明的乾坤……
1966年，黑浪四起，无情地破毁着共产党领导人民流血牺牲建造的家园，摧残着法律、正义和真理。白朗和罗烽，被关进中共辽宁省委“学习班”，挨批、挨斗、坐“喷气式”，弯腰、挂牌子……白朗的头衔是“大右派”、“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了幸福的明天》是大毒草：“造反派”质问她：“为什么明天才幸福！今天就不幸福吗？'白'是反动的颜色，你为什么叫'白朗'？”人类历史的黑暗时代，就是疯狂加愚昧的时代。白朗回答说：“白色纯洁，我喜欢白色。”于是她挨了毒打，从“学习班”又关进专政队。
1968年秋，辽宁的“牛鬼蛇神”被赶到盘锦干校。但干校不是天堂，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劳改集中营。他们的恶运没有结束，接受的是强迫劳动和继续被批被斗。这时，白朗一身重病，但在胡家公社田家大队同青年农民干着一样的重活。每天从住地出发，到二十里以外的冰天雪地里劳动，白朗为给大家烧开一锅水，她搂草、刨冰半天半天地趴在雪地上吹火，她是想用自己的苦，能给大家换来一点温暖啊！冷酷的严冬是那样无情，它那肆虐的风雪把白朗的脸、手、脚都冻烂了。在他们收工的时候，天色已黑，在没有月光的荒野走着坎坷的小路；到了驻地牛棚，常常吃不上饭，吃了饭，又要开批斗会。
白朗是一位性格刚强的人，宁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会上，她竟从嘴里掏出假牙回击那个诬陷她的家伙。政治受诬害、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的白朗啊，受到重创的灵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绝境，于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但这次最重，她变得癫狂得怕人，摔东西，把床单撕成布条，指名道姓地大骂大人物，周围的同志都为她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带着一身还在流血的创伤，被运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疗养”。
北京啊，你还记得十二年前，当白朗依依不舍地离开你的时候说过——“我会唱着《国际歌》回来的！”现在，她回来了，披着一身凄风苦雨。在北京，他们夫妇有很多共过患难的同志和朋友，但多处在自身难保的遭际之中。有的冒着危险偷偷地把命豁出去来看望他们，或相对无言，或说上几句互勉珍重的话，行动不便的，只能受着感情的宰割，内心里向白朗夫妇祝福平安。
阳光依然灿烂的北京，人们却过着黑暗的生活。重病缠身，“神志紊乱”的白朗，没有说过话，俨然是个“哑巴”。
性格坚强，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经历过许多生离死别的时候，但她没有流过泪。然而，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她的眼角淌出了两行长长的泪水。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的那天，她那布满阴云的脸，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好转；翌年初，白朗——一个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复苏了，二十一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给她恢复了政治名誉和文艺一级的待遇。
1979年，满头白发、历尽苦辛的白朗，坐着手推车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不久，她从作协辽宁分会调回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从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后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阅了她的全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两个中篇小说《老夫妻》、《为了幸福的明天》，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散文集《西行散记》、《月夜到黎明》，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一面光荣的旗帜》、《锻炼》、《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使我对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有了极深的印象。如果她没有这二十余年的遭遇，她能给我们写出多少佳作？！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能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后一次访问她，我让她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名留念，罗烽递给她一支金笔，她顺手写下了“白朗”二字，并说：“这是我十余年来第一次握笔写字。”在场的女作家逯斐说：“白朗同志，您写得太好啦！”是的，还是那样潇洒、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样。这时，她当年那种英姿和风采，又重现在我的脑海……我希望，这次相见，能是她的新的开始，拣回早被摔掉的笔来，勾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爱和僧谱写出由《摇篮曲》、《流亡曲》、《春光曲》、《进行曲》、《回春曲》组成的大型回忆录《一曲未终》，作为新长征的开始……
但是，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越来越坏，不得不申请离休。又一个十年过去，她的病并未见好，罗烽先行离她远去，这更使她的精神难以承受。生命就这样最后告别亲人，告别文学，告别再也回不去的东北大地。1994年2月7日白朗与世长辞，数天后在北京八宝山，我流着泪，同一百多位作家一起为她送行……
1980年10月20日
1995年春修订
草明
白舒荣
一
1933年8月。一个炎热、郁闷、令人窒息的下午。
广州口岸，停泊着一艘待启航的货轮。紧张忙乱的例行检查过后，船缓缓驶出。不知什么时候，从舱底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盖不住幸福的喜悦。
男的大约二十四五岁，老练洒脱；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学生模样，身材娇小，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他是作家欧阳山；她，就是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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