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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念小学时，有一天发现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重磅道林纸印成的大开本杂志，义厚又重。里面有《小说月报》、《游戏杂志》，作品多是文言，有游记、谈论古今的杂文、讲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还有侧重于科学性文章的《东方杂志》。罗洪翻着这些杂志，好像进入了神奇的王国，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弥漫了她幼小的心灵。罗洪，对于文学的爱好，最初就是在这个“百宝箱”里酝酿的。
读完小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收费少，膳费学校出，这是她报考该校的主要原因。当时她家里生活颇苦，一切开支全靠父亲那点有限的工资。
罗洪到女师读书，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庭，又走那么远，家庭之爱，总是牵着她的感情，每逢寒暑假回家，她却只有一件事——读文学作品，一点也没帮妈妈干家务。妈妈是一位非常贤淑的妇女，见她爱读书，就宁愿自己劳累，也不肯使唤她。
她家的小房子里，有个大柜子，上半格全是书，除了《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外，多数是翻译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天演论》，还有林琴南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块肉余生述》等。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从那里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在小学读书时，她常常为母亲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气愤。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母亲一切都得依从他。那时罗洪年幼，不敢说话，封建意识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女师后，写信向父亲提出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天真地说，等她独立生活后，便供养母亲，不让母亲再受他的气。她的信充满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这是她反封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父亲接信后，很欣慰女儿有这样新的见识，此后，他果然改了一些。罗洪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母亲，她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湿润了眼睛，嗓音也喑哑了。
中学时期，罗洪狂热地爱着文学，贪婪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剧本，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使她的感情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沉浮、变幻，使她认识社会、人生、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情，使她痛苦过，欢乐过……这些文学的种子，第一次在她心里萌发为写作的幼芽。当时，她热烈地幻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罗洪也很信服这种口号，因此，有时还想从事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不过，父亲为她订的《科学杂志》，她并没有醉心去读，所迷恋的仍是文学。当初她就明白，文学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不容易行走，可是她却终于走了这条路。她最亲密的三位同学，华艹收和葛邦咏成了被学生爱戴的教师，另一位吴健雄，爱好数理，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高能物理，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苏州女子师范（那时已改名为苏州女中）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学生每学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卷全国的风暴使这所死水般的学校也掀起了巨浪。发动罢课、募捐，她是一位积极分子。她们挨家串户宣传，要大家支持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整整三天，她讲话讲得嗓音哑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异常振奋，她觉得这是在维护受人欺凌的母亲，在为祖国而战。后来，她们班级，又发起了义演，准备演出田汉的著名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学谁也没有演出经验，也不知如何排练。但大家热情高涨，推选演员，竟把她选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获得好评。就这样，这所沉寂的学校，在时代的急流里顿然活跃起来。
罗洪，一个爱国主义者，她的中学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不断挑衅中度过的。天真，经过现实生活的锤炼，变得成熟了，她带着对旧社会的不满，进入了文学界。
1929年中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第二年，她便开始写作。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1930年5月16日刊于《真善美》第六卷第一号），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于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杂志发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说《校长女士》（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是她观察了一位校长颇有典型的性格、行动后写出的，由于细节加工不够，真人的影子较浓。小说发表后，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怕校长报复她。结果，那位校长见了她总是笑，一反常态。其实，那篇小说虽然也有点批评，却没什么刻薄的嘲讽，因此校长对她也没有什么恶感，这样她才放了心。
处女作发表后，她仔细考虑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等问题，并用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感受，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这样，她开始了写作生涯。为了保证有充裕的写作时间，她辞去学校工作，到苏州当家庭教师，为一个初中学生补习功课。这时，她认识了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作家、文学翻译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的青年，他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那时朱雯在编辑文艺刊物《白华》，当时的知名人士郑伯奇、绿漪（苏雪林）、赵景深、严良才、汪锡鹏也都撰稿支持《白华》。
1931年春天，巴金到苏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罗洪对巴金刚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灭亡》很感兴趣。她觉得《灭亡》是巴金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来表达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跟巴金一起的还有研究历史的杨人（木便）。当时巴金只有二十七岁，比较沉默，但待人热情而诚恳，他正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这一年她与朱雯（王坟）合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
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当过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进行创作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写给朱雯的这些信，罗洪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雯以应届毕业生的名义，通过郑伯奇的介绍，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宣传演出，主要演员有郑君里、周伯勋、刘保罗，还有女演员胡萍，演出了《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优秀剧作。在三天演出中，罗洪做接待工作。这一抗日宣传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和干预，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们逃跑，否则就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这件事，使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水》，寄给《小说月报》，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闸北一场大火，烧毁了编辑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离开苏州时丢失。后来，她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了短篇小说《到哪里去》。
1932年春，她与朱雯在上海结婚，他们的请柬印得新颖别致，赵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事；婚后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做了王莹的邻居。当时洪深正为《晨报》主编《每日电影》副刊，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罗洪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