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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迁回桂林。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但前一段逃难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经历，却使女作家难以忘怀。1946年，彭慧连续写了几个短篇，内容主要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苦妇女的悲惨命运。一篇是写一位逃难中的母亲，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自己孩子的悲剧。一篇是写一个一辈子受尽凌辱，平日言语尖刻、性情孤僻，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在日寇来到时，为掩护躲在山洞里的乡亲而牺牲的故事。这是彭慧在广西生活多年，根据广西妇女勤劳、泼辣、地位卑下的特点，概括起来的典型。后来，她还写过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时的心情。这是1944年长沙撤退时，一位文化工作者家庭的真实故事。
解放前夜
1946年初，一些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迁回桂林。彭慧、穆木天和桂林师院的一些进步教授林励儒、谭丕模、石绍棠等，以及主持桂林艺术剧院的欧阳予情都住在独秀峰下靖江王府旧址上的一个大院里。他们在一起，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恢复了文协，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但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穆木天、彭慧夫妇也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他们一家于1947年初，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上海。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作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窗下是散发着臭味的横滨河。楼上二房东是个舞女，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彭慧从1947年到1949年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194初版，1953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和托尔斯泰的《爱自由的山人》（1952年北师大出版部）。前者原名《将近三年》，介绍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在德寇将近三年包围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后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颂了高加索山区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统治时所表现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同时对包括尼古拉一世本人在内的沙俄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彭慧很推崇这部作品，认为它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表现。
在从事翻译的同时，彭慧又以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困苦为题，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均载《现代妇女》）。《皮大衣太太》描写一个小官僚，如何训练打扮自己乡下姑娘出身的老婆，打算把她的年轻漂亮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是彭慧根据从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见一对夫妇的真实情况，略加发挥写成的。《马校长》刻划了一个不学无术，对上级阿以逢迎，对学生横蛮无理的女校长。在当时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小城镇里，这一类的校长、训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美国救济物资的丑行。
这两年里，彭慧一家主要靠翻译写作为生，经济相当桔据。穆木天在同济大学兼点课，算有一点固定收入。每月发薪时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钞票，却买不了几斤米。关于国民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困难，穆木天在《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诗中曾写道：
付饭钱的票子堆起来，
比一盘炒饭还高。
我觉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进肚子里。
结果还是饿。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紧张的脑力劳动使彭慧病倒了。亏得一些老朋友帮忙，经过一段卧床休养，才得以恢复。
妇女运动，从来是彭慧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解放前，她除翻译写作外，还和曹孟君、郑倚虹、黄静文、胡绣枫等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她还和季洪、宋元、海尼等女文艺工作者一起，以读书会的名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讨论时局。说到高兴之处，她们竟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山那边哟好地方”并扭起秧歌来。
1948年，在妇女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还是应回到家庭中去的争论。有一种谬论认为，当时有些妇女不甘心从事家务劳动而参加社会工作，因而影响了自身和后代的健康，主张妇女应安于家务劳动。彭慧为此在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当时许多家庭主妇“不是由于'不甘心'而出来找职业的，乃是由于一家人吃不饱而出来工作的”。她说，当时，“从大学教授、著作家，直到工农大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忧虑。孩子既营养不良又失学，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整个国家民族没有健康”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的。她在文章中还写道：“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从黑暗到光明过渡的时代，想兼顾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的妇女们，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孩子，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会遭到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要减少这类牺牲，那只有“大家努力，使那个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一早日出现”。
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彭慧曾到南京金陵女大，给女学生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夜间，她和一些女学生睡在一起。与她们彻夜长谈，解除她们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告诉她们，祖国的长夜即将过去，马上就是天明！
阳光·乌云·风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特务的威胁，生活的忧虑都成为过去。解放区的天空多么晴朗，新中国的阳光多么灿烂！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彭慧的心清，无比欢畅！夏天，她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又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彭慧翻译了布宾诺夫的《白桦树》，结合教学写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等讲稿和论著。从1954年起，她担任《文艺学习》的编委，为该刊写了一些介绍苏联作家与作品的文章。还写过一些其他评论。1956年彭慧参加作家参观团，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阳等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几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诗歌、散文。她还不时为青年朋友作有关提高文学修养的报告。那些年，彭意既搞教学，又担任中文系党总支的工作，还要翻译写作，并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整天忙得团团转。她的气管炎很严重，由于哮喘，经常夜里不能躺下好好睡觉。但平日里，她却总是那么精神抖擞，笑声爽朗。1954年，当女儿二十岁生日时，彭慧给她写了一封信，回忆了二十年前那黑暗苦难的岁月，要女儿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鼓励她听党的话，努力学习，争取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彭慧自己，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支配下，不顾疾病，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1957年，彭慧五十岁，她热情、坦率一如既往。她为每一件好人好事而兴奋、激动，就是看了一出好戏，听到一首好歌，也欢喜得不行。但对于看到的缺点、问题，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尽管1957年在党整风的过程中，她在群众场合发言不多，也很慎重，却也被错划为右派。晴空中的这一朵乌云，对于身临其下的人，打击是沉重的。彭慧的党籍被开除了，教授职称和各项职务被撤销了……更痛苦的是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多年的斗争锻炼，这些都不能改变她的信念。为了顾全大局，她含冤却不愿意叫屈……为了不给孩子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孩子进步，她忍着内心的痛苦，要女儿和自己划清界线继续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
精神上的痛苦，使彭意有个时期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关于如何对待错误思想和党内斗争的部分，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页上布满了她用毛笔画的圈圈点点。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认真思考，她感到沉溺在痛苦中是无益的，决心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继续做一点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当时她已没有教学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