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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东奔西波，客居异乡，半工半读，陈学昭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到了年底，情况又有变化，尽管写的稿子照样一篇篇登出，但《大公报》的月薪却收不到。家里人无理扣压她的稿费，使她生活受到可怕的威胁，到第二年夏天，一点点积蓄用完，不得不靠借钱维持生活，在法国也无路可走了。
但学业没有完成，她心不甘，决定回去交涉清楚，再出来学习。独立之路铺满了荆棘，闯过去便是广阔的天地。这条路她是走定了！满怀凄凉和希望，她踏上回国旅程。
船到上海杨树浦码头，陈学昭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离开十七个月的祖国，但看到的是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
从1928年10月回国到第二年1月19日动身再度赴法，最使陈学昭难忘的是在上海沈雁冰、孔德氵止家住的两个月。沈家在闸北景云里，后门斜对着鲁迅和周建人合住小屋的前门，沈雁冰那时正在日本。陈学昭回忆说：“早点，我在德氵止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周建人）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学习与回忆》，1981年9月2日《人民日报》）“晚饭后，乔峰先生不上班了，我便多坐一会，鲁迅先生、乔峰先生和我一起聊天，有时也有许先生（许广平）、王先生（王蕴如），大家毫不拘束地谈笑着。”（《天涯归客》）陈学昭从年轻的时候起便频繁地接触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鲁迅和茅盾，并从他们的友情里得到滋养，使她的创作受到影响。
这期间，陈学昭写了不少散文，发表在《申报·自由谈》和柔石主编的《朝华》旬刊上。同时继续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写稿。
回到巴黎，生活仍然拮据，还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她常与朋友季志仁和蔡伯龄一起搞点翻译，他们合作翻译了法文版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细雅》（由季志仁执笔翻译）和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悲剧《贝兰阿斯与梅丽桑特》（后一本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压，五十年后，1980年方由《百花洲》等三期外国文学专号发表）。他们三人还经常为鲁迅先生找寻购买木刻版画书。
1931年5月，陈学昭被《大公报》辞退，又做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这一年，她来到里昂，出于怜悯，与她并不爱的一位学医的青年结了婚，当时这位留学生正在患肺病。这一步她完全走错了，造成个人的悲剧。6月底，她来到法国中央高原的克莱蒙城，在文科大学上课，听法兰西文学，并着手写论文《中国的词》，1934年冬，获得文学博士。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陈学昭更加思念家乡。不管祖国怎样千疮百孔，母亲终归是挚爱她的，就像她爱母亲一样。1935年2月，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两次回国期间，陈学昭写了两本书《忆巴黎》和《南风的梦》。发表散文、小品、杂感、通讯如《欧行通信》、《旅法通信》、《东归小志》、《西行日记》以及《巴黎人》、《印象》、《山是青的云是白的》等等。无论是跋涉旅途，还是客居异国，或是归国之后，她总是勤奋学习，勤奋写作。
这时，陈学昭阅历开阔了，文笔更加明朗、坦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的文章写得直接、泼辣，有力量。她称中国“遍地都是战争，两重的战争，人与人，人与自然。”“老得像龙钟老人，小得像刚能学步的幼孩。”对靠官费出来留洋，胡作非为的官僚纨绔子弟，她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内人士对于留学生的观念，总特别优视，以为他们有希望，其实他们是最没有希望的。现在我敢说，就是拿手枪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改变这句话。”对流言中伤她不留情面，斥责道：“其实要不被流言中伤是很容易的，只要肯与这群狗子为伍，受他们的捧，受他们的恭维，与他们来往，但我哪里有工夫去理会这些？……这种无赖的狗，只管无目的的吠叫！”（《旅法通信》）文字尖锐强硬，正如她自己所说，习惯于用男人的笔调来写作。
而那些抒情散文，则发展了前期作品的特色，将所见所感——人、物、情、景融为一体，产生强烈感染力。两次来去法国，沿途风光，在她眼里，万物含情，随手拈来，皆有诗情画意。像“地中海的碧波，柔软的荡漾着，直到尽处，接着了天涯的苍碧的长空……海天对我张着婉和笑脸，轻吻着，拥抱着，如迎接它的亲密的故人！”（《东归小志》）平凡的景象，表现出不平凡的美。在描写异国风士人情的作品中，陈学昭力图抓一些典型而具体的人和事，表现法国社会“旧的极旧，新的极新”的生活本质。她还热情地记叙了外国友人，像对她“温和得如姐姐，体贴得如同母亲”的A小姐等人。在许多散文里，陈学昭真挚亲切地吐露出忧国忧民，思念祖国的恋情。她常常触景生情。漫游雾中的卢森堡公园，树林与小池，隐在雾中，如海一样，她思恋起故乡——普通人称为海的钱塘江，听到一家中国饭店传来故乡的音乐，她不安的旅魂，便跟随着它而长逝，自己的哀伤如抚弄那已经曲调模糊了的琴弦。
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写的是青年人的恋爱故事。背景以法国为主，中国为次。女主角克明倔强高傲，她因深深爱着慕欧而拒绝了热烈追求她的药君，但结局却是被慕欧抛弃。小说表现了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生活，也多少表现出1926年中国的革命。
解放的人
回到祖国，祖国在燃烧，残酷的战争带来死亡，带来新生。在这烽火与兴亡的时代，陈学昭将面临考验。
在无锡，当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陈学昭急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与鲁迅遗体的告别仪式。这次重重的打击使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失掉了最敬爱的长者。
1937年“七七”事变时，她正在南昌。炮火又一次震动了她，生活、孩子、作学问、去法国……再也无暇顾及，只希望献身于战争。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不愿意离开神圣的抗战。她从南昌经九江到汉口，在那里找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后来在离涪陵城十多里的乡下住了不久，便前往重庆，在红岩村找到党组织，准备赴延安。这时“国讯”得知这个消息约她写些陕北通讯。历尽辛苦，一家人经过西安进入边区，终于在1938年8月4日来到延安。她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的轻松愉快。”
延安，每天都有不少弃！日求新的热血青年涌向这块光明天地。陈学昭说，她到延安之前，思想没有复杂的争斗过程，饿肚子，跑来跑去的游击战争，牺牲……这些都想过，她就是为寻找这些而来的。她被热情和理想推动着，踏上了这条光明之路。她唱着：
我们像逃犯一样的，
奔向自由的土地，
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
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
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边区就是我们的家》
陈学昭被分配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参观、访问、学习，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得到他们的关怀与鼓励。11月，动笔写《延安访问记》。
1939年，有一段时间，陈学昭一家人离开延安去重庆，第二年初冬再次回来。这时，男孩子病死，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但夫妻感情愈来愈坏，终于完全破裂。对于离婚，她井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陈学昭看来，这个婚姻使她错过了两个深爱她的挚友季志仁和蔡伯龄。这是一生最大的错事。从此，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生活。
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认真解剖自己。从以卖文为生的个人奋斗跨入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生活，思想上完全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总结道：“我回想我从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到这时正好是二十年了。开始是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热情，到延安来找共产党……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发。我初步总结了过去自己创作的经历，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