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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出逃的消息败露了。她眼前一黑，脑子嗡的一声，几乎摔倒在门坎上。女校工急忙扶住她，喊了一声：“黄小姐病了！”
学校周围都站上了岗，大门走不出去。同学们分成两派：站在校方一边阻拦她的；同情帮助她出走的。
校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屋子，搬出“三从四德”和“女诫”的教条，瘦长的脸忽阴忽阳地“开导”了她几个钟头。
从校长室出来，她被送进了舍监室。一个舍监解掉了她的裙子。这无异于剪掉了一个鸟儿的羽翼。她焦急万分。已经托人订好这天的船票，而身陷“囹圄”，奋飞不得，怎么办？四妹向寡妇险的舍监恳求说：“让她去吃点东西吧！我给她冲了碗藕粉。”
“该让她吃点东西，可怜她好几天没吃饭了。”另外的几个孩子在旁边帮腔，“我们保证不让她跑掉。”
她被簇拥回寝室。四妹立即打开后窗，伸头往后院扫视了一遍，回转身拖着白薇走到窗口，以命令的口气说：“快，快跳出去！”
窗外几个朋友领她穿过后院的矮树林和空旷的院坪，奔到了东墙根。当她爬上同学们准备好的梯子正要越墙时，发现外面有人监视着，只好又下来，奔向西南角一间荒凉的空屋。
几个同学赶紧从墙根挖了一个洞口，她猫着身子从这里爬了出去。一个同学高兴地说：“长沙有个兴汉门，将来你学成归国，在这儿建个'黄彰门'吧！”
她跑出小巷，叫住一辆人力车，立即跳了上去，拉下布帘，直奔湘江码头。江风送爽，码头上闹闹哄哄的。在待航的轮船上，她找到了同学们给她安排的舱位和简单的行李。捏捏口袋，里面仅有6枚“袁大头”。她忐忑不安地走出舱房，挤在甲板的一角，看看有没有人追踪。岸上已是万家灯火。江岸伸着长长的腰身，橘子洲、岳麓山，朦胧在望。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莫名的怅惘，沉甸甸的离愁，余悸未消的惊忧……
哦！她眼前猛地一亮。仿佛天门大开，仙女下凡，一群女学生走下码头。一色是浅色上衣、黑色的裙子。多么熟悉的风姿！她们是来捉拿她“归案”的？还是来“劝君更进一杯酒”的呢？
原来四妹和二十几个同学前来为她送行。她们每人两毫三角凑了5块多钱给她做路费，有的还送裙子送洗脸巾、香皂、牙刷，整整为她凑齐了一箱子日用什物。
翌日清晨，轮船穿雾拨浪启航，载着醇厚的友情，载着她憧憬着的光明……这时间，是1918年。
二
轮船由湘江进入洞庭湖后，她翻来覆去想：假如到了上海，得不到陈组威先生的帮助怎么办？不怕，不怕流落。我有一双手，能干粗细活儿，有个肩膀，能挑百斤重担。如果流落到乡村，就给人家挖土、锄草、挑担、砻谷或种菜、管果树；假如流落到城市，就帮人纺纱、绣花、缝衣、烧饭、洗衣，还可以教小学，教初中。好些重要的课程也担得起，可惜四妹不跟我一块儿出来；如果同四妹在一起，四妹能教音乐、体操，那么整个学校的课，姐妹俩能包教下来，一对多好的伙伴啊！
她心事重重，记不清是怎样换上由汉口到上海的大轮船的。在船上，她碰见了学校的一位女佣陈妈，正伴进一个教员回上海。陈妈一见黄彰，非常吃惊地大声问：“大小姐，你怎么跑出来的？校园、大门、学校的周周围围，全站着岗，铁桶一样把你围困起来了，你是怎么跑出来的？说也奇怪，你又没犯事，为什么让那么多人把你包围起来？”
陈妈说着难过起来，“小姐，你真可怜，是你妈害了你，叫你受这样的罪……”陈妈扯着衣角擦眼泪，也不断给她擦干泪水。船上的人都投以诧异的目光。陈妈从里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塞在她手里：“你没有钱，在外面没有熟人帮助是不行的。我这里只有这一点儿，到了上海，再帮你十块八块的。”
真是慈爱的母亲！她感动得无法形容。但怎么能接受陈妈这来之不易的钱呢？推辞再三，陈妈怎么也不依，硬塞给她，并领她到住在官舱里的女主人房里。哪知那位衣着华丽，像个官太太一般的教员反训了她一大顿，说她是个不知贵贱的女人，放着在家里舒服的小姐不当，倒要反抗父母，跑到外省去……最后竟禁止陈妈和她接近。
在船上，她患了痢疾，撑持到上海，住在同学魏文媛的母亲陈夫人家里。陈夫人请医生给她治好了病。音乐教师陈组威闻讯，也叫丈夫送来一点钱。原来陈先生离开湖南答应资助她八十元到日本留学，可是由于刚生了小孩，只给了她五元。加上自己身边还剩下的五元，仍然不够到日本的船费。幸亏好心的陈夫人又在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七元，她才买了一张到横滨的四等舱票。开销了轮船上的伙食费，到横滨上岸时，她只剩下两角日元，写了一封信寄给东京的熟人，口袋里就全空了。
到了东京，找到了陈、童两大姐的寓所。她俩是湖南最先留日的两位女学生，也是黄彰在国外唯一的“亲人”。在两位大姐处只住了两天，她就开始做工自谋生路了。
她被介绍到一个在东京的英国传教士家里当佣工。每天她得打扫教堂、客厅和所有的房间；在花园里剪草、培花，管理上架的葡萄和喂养兔子；洗菜、烧饭、刷靴、洗尿布；教女主人学中文；晚上还要缝制大量的军衣，直到深夜。没有工钱，只吃两餐淡饭。腊月寒冬，她依然穿着从湖南出走时的那件发了黄的浏阳夏布上衣，系着一条变灰了的黑布裙，上街买菜时，冻得发抖，只好飞跑。英国太太毫无怜悯心，不但不给钱添衣服，还说她年轻、能干、能跑，越发加派她的工作。有些在东京的中国人，看到这个衣单瘦削的中国女子在街上飞跑，互相传说“有个湖南女子流落在东京”。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反而对其藐视与非议。
她吃着主人的残羹剩饭，喂兔子时，看着兔子快活地吃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嫩草，常常不由得想起自己竟不如主人的一只小兔。每当此时，母亲、父亲、弟妹们、爱她的二舅……便一个个浮现在她的脑际。
每逢星期日，主人硬要她跟着做礼拜。她不愿唱那赞美“主”的诗，牧师夫妇大为不满。为了有个兔饲料房暂避风雨，她只得加倍努力劳动，熬夜多缝些军衣，希望能博得主人的喜欢。不料，她的拇指被机器压坏了，狠心的主人不给医治，只涂些碘酒，终于化脓而成残疾。
后来，女主人见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仅深夜缝军衣打瞌睡，就是白天也常常把活儿掉在地上，索性辞了她。经过争执，只给了1／3的工钱。这个宣扬“天国”福音的伪善者，原来是个吃人的魔鬼！她出卖了全部的劳力和精力，到头来只剩得自己面黄肌瘦皮包骨。拿了几块钱，不够吃几餐饭，索性一个不收，她愤慨已极，把钱扔下就走了。
不久，长沙第一女师马校长来了信，寄给她一些钱救了急。马校长说，他已给黄彰的父亲写了信，要他寄钱供女儿读书，如果不寄，就叫他放弃父女关系，并将把他女儿呈交湖南省教育厅负担。父亲怕丢面子，只好让步，寄来了七十元，她才进入东亚日语学校补习日语。
“五四”运动在祖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科学、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反响极大，不少人纷纷回国投入斗争。她因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回国，但精神上却受到“五四”浪潮的振奋。
从东亚日语学校结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日本女子最高学府——东京御茶囗水高等女子师范的大门。从此，生活露出了笑脸，一条坦途，向这个飘零异国的孤女展开着。走上去！那里五彩缤纷，那里有成功和光明！
二年级第二学期，她选的是生物为主，数理为副，从此和显微镜、解剖器械结了缘。忘记听了谁的话，她课余猛读起美学来。又听人说“哲学能解决宇宙间一切问题”，于是她在课余又学了哲学。后来，她又认认真真地学了两年佛学，能看《法华经》和《华严经》。
考取女高师，是官费的。在这之前，仍靠课余劳动维持生活。有时做家庭女佣，有时在街上卖水，最多的时间是“挑码头”。她每天从下课一直挑到晚上。四个小时挑八十件，收入可供三四天的生活开支。后来，她因病留级，停了官费。日中联谊会通使和东京的中国青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