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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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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丁玲不死
  3月15日,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挽联、花圈;一批又一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盖的那面红旗。这是农工代表们从遥远的北大荒带来的,上面绣着“丁玲不死”四个耀眼的大字。“丁玲不死”既表达了北大荒人对丁玲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丁玲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代表了许许多多与丁玲相识不相识的人对她的“盖棺定论”。多么真诚、简炼、朴素的语言!丁玲逝世后,党和国家给她很高的评价,新华社3月15日在介绍《丁玲的生平》中写道: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 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 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 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文学家!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也极为关注,前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及作家协会,还有许多外国友人,都发来了唁函,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是的,丁玲不会死,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
  杨刚
  阎纯德
  火,是生命。杨刚是一团烈火,她的精神是一团烈火,燃烧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她的生活“像天空的手指永远挑动竖琴”,“弹着生命浓郁的音乐”
  她是一位革命家、作家,是共和国纪念碑底座上一颗储满火的隧石。
  我很早就知道她,但并不了解她。1979年,杨刚的挚友——著名作守萧乾,借给我好几本她的著作,还附一则小传及数张照片。于是,我便在无数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的先辈之中,真切地看到了她的身影,在积满尘埃的历史长途上,辨认出她的足迹。
  一
  杨刚一生走南闯北,云游八方,常无定居之所。青年时代,她在北平参加革命,中年之后,她在北京辞别人间。她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最长,前后大约十五六年。
  她在《桓秀外传》的《代序》里说:“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她说的是自己,是她革命生涯的写照。她是一位女强人,聪明、勇敢、勤奋、坚贞,但她是个女人,并非无情。她有过家庭,也有孩子;是她不爱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家庭的温暖吗?不是!而是她把炽烈的感情、深挚的爱,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杨刚曾用英文写过《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但她只写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片段。要了解这位忘我舍身的革命家和作家,必须从头说起。
  二
  杨刚的家乡——湖北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那里像一个地势低洼的小盆地,水害连年,河水经常淹没那里的庄稼和村庄。民谣说:“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道出了沔阳的苦难。她的家庭,就是那些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是个秀才,早逝后,撇下二十五岁的祖母独立支持赤贫如洗的家庭。她靠日夜给人家洗衣服、修鞋补袜、织布来糊口,靠勤俭供两个儿子念书。当儿子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不久,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做了武昌的守备,后又做过江西的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1905年1月30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杨刚便诞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她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她在英文自传里说,她的父亲“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意志顽强,当他立意要如何时,往往使人觉得他的心肠是铁做的……他可以当面申斥他的上司……”他倔强而固执,认为照别人的意见办事是可耻的。而杨刚的母亲,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她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所以杨刚的父亲常骂她“固执,不听话”,而她则责备丈夫“自私、残忍,是个无用的怪物”。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后来,“慈善”引导她信了佛,于是“施舍”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是在无意识的观察中成长的。杨刚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不仅有父母的影响,也有那些男佣女仆们的影响。婴儿时代,在她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比她大十三岁的姐姐使她那片空白的记忆得到了充实。中国人口之众,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之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思想一直都认为女孩的降生是不祥之兆。杨刚的祖母也特别讨厌女孩,认为女孩都是“赔钱货”。杨刚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
  五岁时,杨刚上了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她父亲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可是又认为新式学堂只能培养一些无法无天的寄生虫。杨刚回忆说,她父亲总是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而禁止他们去做想做的事情。他最反对读小说,不仅《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那时老师有绝对权威,可以任意处罚孩子:饿,打,跪石头,不好睡觉……杨刚的头就被老师打破过,淌了一脸血,但她并没有得到同情,母亲说:“谁让你不听老师的话?你这是活该!”这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对母亲束缚的结果,实际上,作为母亲,她心里未必不痛。关于杨刚的私塾生活,1931年她用英文写的自传残稿《童年》中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 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撂下饭碗又去念书……我们每天要 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 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 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 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门只要一响,我们就感到兴 奋,但愿不是塾师来了客人就是家人来看望我们了,这样就可以 休息片刻……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 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于是,她和兄弟姐妹们,曾经报复过一位不学无术而又格外残暴的“无敌”塾师:在他的茶里投放巴豆,使之整夜泻肚不止。
  父母的性格,大家庭的众生相,无穷的动乱,家塾的生活,这些便是她记忆里关于童年的主要画面。
  三
  杨刚原名杨季徵,1922年进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以后改名杨缤,并开始写作,笔名贞白。她学识超群,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她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她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她熟悉各地军阀的情况: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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