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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谌容的大部分小说中都融进了善意的戏滤或冷峭的嘲弄。她发表在1981年第四期《当代》上的《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就是大家公认的短篇力作，绝好的讽刺小说。关于仔猪过冬问题，从市委书记到大队支书，层层布置，层层瞎指挥，但通知一旦传达到精细的郭大妈承包的猪场里便成了多余的废话。只要看看书中每一小节的标题，就不难感到小说的韵致，明白它不仅仅是在讽刺官僚主义：“追悼会上同儿多着呢！”“没儿子不成！”“不就那五块钱补贴吗？”“上边走什么调，咱就编什么词儿”！至于《真真假假》，那更像是一出闹剧；《献上一束夜来香》里则是俏皮话连篇；《懒得离婚》里的“神仙会”上的“名人轶闻，歌星走穴，球场风波，香菜三块钱一斤”足以让读者领教到记者们“嘴头上的才华显露于”记者部的“例会”上。
而《走投无路》和《减去十岁》，是谌容幽默风格的集中展示，也是她的小说中讽刺艺术水平的主要代表。在这两部小说里，谌容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图景进行如实描绘的约束，采用了新的着数，主要是运用了怪诞的手法。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和启发。但谌容不是脱离中国现实地作“形而上”状，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图解西方的哲学观点，表现“高于现象世界”的“抽象本质”，让人感到既“隔”又“玄”看不懂。谌容的全部创作不曾片刻离开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她变换手法只是为了更自由地运用十八般武艺把她从现实中捕捉到的矛盾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用更简洁的笔墨包容更多的、或被传统写法不易容纳的东西，使小说内涵丰富，主题多义，一箭多雕，锋芒四射，又亲切晓畅。
谌容写工厂改革的作品不多，但她的《走投无路》对“南钢”无缝厂厂长王光泰命运的概括，触及了当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干部体制改革中重大而又棘手的课题，打动了广大企业家读者的心弦。书记钟汉生选拔王光泰做厂长的标准是他有无后台，有无上层关系，能否给自己安全感。王光泰什么都不干受到赏识，刚干出一点成绩就被撤了职，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原本存在的怪诞因素；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王伦遗风，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传统心理，“有权能使鬼推磨”的权力拜物教，都是东方现代怪诞小说产生的基础。谌容对这些怪现状的讥刺，既显示了《走投无路》的现实意义，也证明这样的小说是我们地道的“国货”。谌容还借“叽哩咕噜布”的“第一号种子作家”“柯尔柯尔卡”（我怀疑这个名字是这位精疲力尽、病病歪歪的“智慧的化身”、“力量的象征”之咳嗽声的谐音）同他创造的“改革者家族”成员之间封建行帮式的关系，以及那“人才考察的业务始终上不来，而侦破阴私的买卖却越做越红”的公司对王光泰的电脑测试和口头考核过程，还有王光泰的颓然倒地，不但嘲笑了当时文艺创作中改革者形象塑造的模式化，也揭示了我们民族心理中足以影响改革者成熟的陈规陋习和陈腐的价值观念；小说还顺带嘲弄了无端地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世间的甘苦全部算在作家及其作品头上虽荒唐却颇流行的见解。可见这部小说初读时可能感到懵里懵懂，细品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
一般读者习惯于把“怪腔怪调”的小说笼而统之称为“荒诞小说”，但多数论者都认为谌容式的怪诞同荒诞派在世界观等方面是有严格区别的。简而言之，怪诞文学并不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荒诞无稽的，局部和暂时的怪异并不等于世界的危机和末日。所以有人说怪诞是“引人发笑的夸张”，是对荒谬充满自信的否定；而荒诞则是“引起恐惧的夸张”，是借笑声减轻痛苦和恐怖以保持在悲观绝望中的镇定。“油腔滑调”倒是值得警惕的，我也觉得《走投无路》中某些幽默之处还缺乏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难免会使比较严肃深刻的读者产生“油滑”的感觉。而《减去十岁》对“怪诞”这一手法驾驭得比较纯熟，形式上更为和谐完美。谌容的自选集中也选了这一篇，大概是对它比较满意吧。
小说首先虚拟了一个上边要发文件给每人减去十岁的小道消息，然后就在这虚幻的基础上如实地披露了社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们各自的心理、情绪和愿望。想当年，小道消息的传播，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大至“总理遗言”，小至卫生纸涨价，真真假假，信不信由你。老百姓对小道消息总的估价是“无风不起浪”，于是经常在对小道消息的半信半疑中一惊一乍地过日子；另一方面，有些人对年龄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病态的地步，因为年龄是同权力、地位、待遇，同官职、学衔、工资、房子、户口、调动、上学、招聘、出国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谌容就是这样机敏而准确地抓住那司空见惯的反常的社会现象和十分普遍的偏离正常的社会心理写出了怪诞不经却又真实可信的小说。她在小说结尾处表现的智慧和幽默，尤为令人叫绝：那支在办公楼外集合起来准备“欢庆青春归来”的游行队伍，傻乎乎、眼巴巴地等着楼内机要室寻找“减去十岁”的文件作为自己行为依据的场面，辛辣地讥讽了某些干部“唯书”、“唯上”不“唯实”的传统作风，和某种幻想一纸文件、一个决定就能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懒汉懦夫式的荒唐而又可悲的奴性心理。
以后谌容还写了多篇类似风格的小说。如《生死前后》，如《大公鸡悲喜剧》，又如《007337》，还有《啼笑皆非）（见《十月》1989年第三期）、《第七种颜色》（《花城》1991年第六期）等。对生活中令人不愉快（悲哀）的现象，是怒发冲冠地鞭挞，是声泪俱下地控诉，还是居高临下地哈哈一笑？幽默是成熟、进步，还是圆滑、倒退？我们暂且不去理论这些深奥的问题吧，幽默毕竟有它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我曾把《减去十岁阶绍给外国留学生读，无论是亚洲学生还是西方国家的学生都很喜欢这篇小说。看来《减去十岁》的艺术魅力不仅仅能作用于在我们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白白耗费了十年青春的中老年人。不同国家、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意识形态的读者，大概都能从对深陷进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欲望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却仍然痴迷不悟、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嘲讽和否定中，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
1980年，谌容在《收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到中年》。1991年，谌容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了长篇小说《人到老年》，写了三个老太太，五十年代俄语系的同窗好友，退休后筹办“三女经济信息咨询公司”的过程。结局是：大学时代的第一美人沈兰妮心脏病突发倒在床上；第一才女曾惠心被“文革”的“政治”拆散了家庭后感到“失败得太多”而麻木；第一风云人物谢愫莹虽“壮怀激烈”，却商海中游泳乏术，“绿林”中不愿“同流合污”（此前在1989年第一期《收获》上的中篇《得乎？失乎？》里，谌容也写了苏冠仑副教授类似的困惑），从国贸大厦谈判失败出来，看到的是总也不显老的丈夫搂着他的女研究生远去的背影。
不知谌容写病榻上的兰妮时能否预感到，如今自己的丈夫也会因心脏病已卧床半年？近日给她打电话，问她人们传说她“下海”的事情，问她们全家办的“快乐影视公司”，问她为自己喜剧明星的儿子写的剧本，问她近年发表的长篇“环保”小说《死河》（199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她的答复是：这一切都顾不上了，只在家里救死扶伤。说得很快很轻，生怕打扰了病人。我也就挂上了电话。这电话号码是保密的。她新居的地址也保密。
在《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