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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等等。那时，刘真连个被告都不如，她没有站在她这一面的读者，也没有为作品辩护的权利。与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真此时眼泪向谁洒？她的痛苦连对母亲都无法说清楚。
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刘真回想起自己的历史，回想起许多一笔一划教她识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么怀念那时的同志关系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时的同志关系写出来，这就是刘真创作《长长的流水》的最初动机。
1963年夏天，周扬同志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他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同志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
捆绑在刘真身上的绳索松开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车，到边疆云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云南是美丽长春的花园，千百年的大青树，色彩斑斓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动热情的语言，“像涌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刘真搁浅的小船，又扬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密密的大森林》、《对，我是景颇族》、《豆》三篇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写出《旅行日记》、《贵州山中一小城）、《边疆之夜》、《纺纱姑娘》、《大山里的歌声》、《两姐妹》、《边疆来信》、《过年的一天》、《回忆》等表现边疆风貌和少数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从边疆回来后，经过反复酝酿，重写了十五遍，改动了无数次，终于写成《长长的流水》。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说，它是受到童年时候的大同志的宝贵的启发，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读者的帮助，特别是严文井老师的指导而写成的。《长长的流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赞扬，这篇小说写得亲切、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达的是革命时代，革命生活所独有的情感力量。
“艺术作品，各有各的风格，它代表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作风。《长长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写到自然环境的时候。这也不是生编硬造可以造出来的，这决定于当时的那种真实的环境，给予作者的真实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见的山间流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使童年的我，感到过无比的美丽、新奇。在那里，好像月亮星星也变了样子，更美了。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的。”
不管是写人，写自然，离开了生活实感，文艺作品就没有生命。刘真的全部创作都证明了她的这段话。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刘真被揪了回来，与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间、梁斌等一起被批斗。
在那些苦难的日日夜夜，刘真的痛苦比任何时期都重，她被污辱，打耳光，把头往墙上撞，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即使这样，她的信仰没有被焚毁，仍然坚强不屈，向党写了一份反对陈伯达的材料。结果可想而知，她险些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