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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侦察帽檐坏的秘密,结果当了“海军”的俘虏,由于他的勇敢精神,便也被准许参加“海军部队”。第二首写两个不同的将军——一个勇敢、淘气,一个“全大院大人个个夸”,两个不同的儿童形象,使孩子受到教育。第三首也十分真切地揭示了美丽的童心。《看球记》和《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是她儿童诗中的精品,前者写得生动、扣人心弦,后者写出了孩子的天真和追求。《我对雷锋叔叔说》里的几首诗,是诗人向孩子们讲述的“带着旧社会的创伤和血迹”的雷锋的故事,这些诗篇止住了孩子们的笑声,花朵似的小脸上流洒着热泪,爱和恨在他们心里同时萌生。
柯岩的儿童诗是一座诗的百花园,它像孩子们的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采,既有故事诗、叙事诗、抒情诗,也有寓言诗、风景诗、游戏诗。柯岩说:“写儿童诗,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应该把每一首儿童诗当做一件艺术珍品来看待,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的战斗武器来对待。孩子们看了作品,从中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受到美的教育,艺术的教育。”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在日常生活里发掘的诗意,经过认真的艺术构思,然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进行创造。因此,她的笔被高洪波称为童话里的金钥匙,能打开神奇的大门。“这是一扇被生活的落叶和岁月的泥土掩埋的,每个人都穿行过的门。这是一扇通向那童年的梦幻、天真的憧憬和令人激动的绿色的回忆之门。沿着诗人的笔所启开的通道,我们的记忆复活了,梦幻重现了,憧憬再生了,一颗为生活的重茧包裹的心脏,像呼吸到了黎明时森林中清新的空气,竟然变得活泼而新鲜;思想像乘上飞速旋转的木马一样,产生了令人愉快的晕眩;然后,你会振作精神,大步走向属于你的生活和未来。”(《鹅背驮着的童话·微笑着的诗情》)这就是柯岩儿童诗的艺术魅力。
儿童文学作家,决非快餐部的厨师,儿童诗也不是诗歌园地中的简化版。儿童诗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现生活、又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诗。柯岩的儿童诗,抒情、优美、凝炼,构思新巧,充分注意了适合少年儿童年龄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他们的爱好:明丽的色彩,悦耳的声音,具体的描绘,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等。
三
柯岩写了童话剧《我爱太阳》后,正当她在艺术上努力探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野蛮地闯进了她的生活,贺敬之进了“牛棚”,她同样也被定为“黑帮”、“反动权威”关了起来,家里撤下十一岁的女儿小风,六岁的儿子小雷。他们不会生活,但却被无情地推进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
当时,在社会教育学院集中的中央文艺单位全部所谓“牛鬼蛇神”,大都是文艺界的名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前辈见到刚刚三十多岁的柯岩,不禁拍着她的脑袋说:“你来干什么?”柯岩苦笑着回答:“不知道……”她不明白,也想不通这奇怪的“革命”。
时间,使人认识生活,认识人。一些到北京串联的人,专门要看柯岩。看管的人告诉他们:“她是'黑帮',不能见了……”这些“读者”,不但不信,而且非要见不可!一些红卫兵点名要批斗她,但是他们在下面却偷偷对她说:“柯岩阿姨,我们是《”小迷糊“阿姨》的读者。您要保重!”贺敬之同许多文坛前辈一起被拉到文联大楼“示众”;台上,“黑帮”管理人员声嘶力竭地呼喊“打倒贺敬之”,而台下,上千名的“读者”(笔者也在其中)都哑然无声,脸上呈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摇摇头,扬长而去,但心里却跳荡着《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的诗句,并为这位优秀诗人、剧作家担心、不平。
柯岩是一个工作狂,参加“运动”、深入生活、写作,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致使孩子对父母不亲。文革中,她和贺敬之成了一对“黑帮”,不仅不能照顾孩子,反而殃及了孩子。有一次柯岩请假出来买药,趁机偷着回家看看孩子,还没到家,便见一群孩子在围斗她的孩子。视此情景,她赶紧掏出“红宝书”对孩子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才救出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哥哥家,哥哥成了“现行反革命”,不能呆;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妹夫是军人,孩子又被赶出来。文革,不仅对大人,连孩子的心灵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创伤。
柯岩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人家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人家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因此,她被有些人认为是”死硬派“,态度最不好。
柯岩在监督下“劳动”——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当她扫地扫到大字报棚跟前时,她的眼睛突然亮了——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什么是黑帮,什么不是黑帮,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的讲话。柯岩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妈妈一样,她哭了。回到“牛棚”,弄来笔墨纸张,不顾一切地竟写了一张“造反”大字报:“我不是黑帮,不是反革命!根据总理说的'五不',我什么都不是……”接着,她说明自己“不是”的理由,最后声明:“从即日起,我退出'黑帮'小组。”她把行李一卷,真的离开了“黑帮”小院。那些被关押的老前辈,都暗自为她担心,但也由衷地欣赏她这种敢说敢做的“造反”精神,而通情达理的群众,也都认为她“反”得有理,不少人给了她热情的支持。
柯岩退出“黑帮”队伍后,在没完没了的动乱中观察、思考。她的心在这场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浩劫中,受着痛苦的熬煎。
她生着病,到街上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弥漫着谎言、谣言、诬蔑、报复、阴谋和疯狂,一切都颠倒了,父母、爱人、朋友、同志,似乎都不可信了,都成了“敌人”。她看到一篇传抄的陈毅同志的讲话,是江青扬言要保他时义正词严的答复:“我不相信我们党才有十一个干净人!你们说要保我,我没有那么干净,也用不着你们保。我宁愿和全党同志一起挨斗!”这不要苟安的凛然正气和光明磊落的心胸,使得柯岩深为感动,也深受教育,当时,她在人堆里就嚎陶大哭起来。她觉得,我们的党还在,正义还在,革命还活着!老一辈革命家还在教我们怎样做人!
后来,在揪斗贺敬之最厉害的时候,她全家人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名贴了几次大字报:《贺敬之不是反革命》、《贺敬之是好同志》。这是正义又一次向邪恶发出的挑战。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坛,无疑成了一片沙漠,没有绿叶,没有鲜花,中国变成了一个无文化艺术的国家。作家的笔变成了放猪棍、牧羊鞭,整整十年,柯岩没有写一个字,她一家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日夜浸泡在磨难之中。
江青、姚文元亲自策划并最终亲笔划圈,把贺敬之送到首都钢铁厂去长期监督劳动,其实,这无异于无期徒刑。当时,他正患心脏病,柯岩也在生病。但命令却必须立即执行,立即弄了下去。
首钢,对贺敬之来说,该是何等亲昵的故土啊!1949年刚进城,接管首钢他就是那里的一名年轻的军代表。他曾和那里的工人心连心,肩并肩地斗争,从事建设;多少白天的劳动、多少深夜的谈心,使他们成了亲兄弟;今天,那里的许多优秀基层干部,就是刚解放时的积极分子。青年工人,读过他的诗(他的诗里,有首钢飞舞的钢花),老工人,看过他的歌剧《白毛女》;人们热爱他啊,我们的优秀诗人!
临去首钢,当时也身患重病,但仍在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王震将军,闻讯后专门把贺敬之叫去,拉着他的手说:“不要紧!我们不怕!他们给穿小鞋,我们不穿,我们穿草鞋……”还叮嘱:“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他们会让流氓打你的。他们是什么流氓手段都会使出来的……我们要团结工人,一起斗争,迎接胜利!但千万小心,不要吃了这种暗亏……”这是一位革命家对诗人多么深切的关心和爱护啊!
生活,教育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使群众懂得了从反面看人和事的道理。首钢的工人知道,凡是当时弄下来的干部,一定是好人,何况他们还熟悉的贺敬之呢?工人和干部都待贺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