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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更有不平凡的意义。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集一代几位名家之美，实属难得。尤其碑文内容，不论就思想和文采而言均美伦无比。宗璞文中辑录碑文内容时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议论，更显出她认知深刻，襟怀博大，也使散文的历史文化内蕴更富光辉。
也许我们有必要再重复说明宗璞的深厚文化背景，以及她的学者（外国文学研究）与作家的双重实践，使她在写《行走的人——关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无尽意趣在“石头”——为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写》这样的序文或随笔，以及她在国外访问期间所写有关作家的访问游记，譬如《写故事人的故事——访勃朗特姐妹的故居》、《他的心在荒原——关于托马斯·哈代》等，这些文章除叙述、描写外，还穿插宗璞自己对作家作品相知相识的议论。这些议论，无疑是学术的，但又是艺术的。因为它出自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之手。正是由于这样一身而兼学者作家的特殊身分，使宗璞能在名家蜂起的多彩文坛，闪射出她的独特光彩。
贺抒玉
阎纯德
文学是迷人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职业不同的人执著地去追求呢？文学也是艰辛的，不然，又为什么坚持下来而有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呢？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河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唯有文学的高峰是无止境的，因为这是最能体现人类独特性和创造性才能的领域。
如此精彩的话出自谁之口？贺抒玉。谁为贺抒玉？——陕西女作家！
西北的女作家屈指可数，而贺抒玉仿佛是中国西北的彩虹。这彩虹，不是偶然的天象，而是日月运行、时代前进的表现。
解放后四十多年，整整十年她没有创作。在那昏暗的日子里，1970年，她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当社员。灾难摧残着人，也考验着人。她常常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痛苦。做诚实的作家，这是她的信条，否则宁可沉默。直到共和国第二次解放，她才再次获得创作的生命，作品的题材、内容、精神，也有了新的高度、新的开拓，艺术风格有了发展，臻于成熟。如果说，“文化革命”前她是默默无闻的，而“四人帮”覆灭后，却是文坛上颇为引人注目、活跃的女作家。
贺抒玉学习创作始于四十年代，但她真正的文学生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她说过：“文学的道路对于我是艰苦的，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的过程是漫长的。”几乎所有作家的“道路”都不尽相同，而这“道路”又几乎决定着作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成就的大小。这条道路是作家自己走的，但是由社会铺筑的，是社会驱赶着作家走不同的路，贺抒玉走的是自己的路……
陕北本是苦地方，
十年就有九年荒。
——陕北民谣
在中国历史上，陕北是屡屡发生农民起义的圣地。
狂风常年卷着塞外的滚滚黄沙，呼啸着，无情地袭击塞北的黄土高原。灾害连年，加之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得那里的百姓世世代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8年12月21日，贺抒玉（原名贺鸿钧）就诞生在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举起“闯王”旗的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内一户富有的书香之家。
她出生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当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在陕北大地播下火种的时候，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到五岁，她就和长她一岁的姐姐上了学。家里虽富，但她的穿戴并不好。一件空筒棉袄是不能抵御塞外劲风的。她回忆说：“刺骨的北风，飕飕溜进袖筒，钻进脖领，窜遍全身，冻得我时常缩着脖子，筒起双手……”所以，冬天就成了她最痛恨的季节。寒风冻木了她的手脚，有时忍不住在课堂上就哭了起来。小小的年龄还不知道用功，也不懂得羞愧，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她左耳进，右耳出。只有踢毽子、跳绳儿、捉迷藏，才能使她忘掉回家。“我考试背榜，小学降过级，回到家里，大哥哥大姐姐们嘲笑我：'丑妹子，一脊梁背那么多人，重不重？”'她回忆说。但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发现书里有一个极乐世界；这时，儿童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也便像能源一样，开始发出光和热来，四年级期中考试，她从榜上最后一名，一下子名列第一，还得到学校的奖励。
人，来到世上就如一张白纸，它需要社会不断在上面涂写各种文字。儿童时期的贺抒玉，最爱听哥哥姐姐讲故事、猜谜语、破字谜。尤其哥哥讲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飞檐走壁的故事，使得她如痴如迷。她家藏书不少，这为她寻找知识和智慧提供了方便。她在《我的路》中说：“……自从和书交上了朋友，就自去书中寻求乐趣。每到寒暑假，天天早上起来，静坐在紧挨着窗户的炕上读书。从《昭君和番》、《三门街》、《水浒》、《三国演义》，直到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挨着往下看。我终于懂得，故事和书本，是最能启开儿时幻想的钥匙。”
是的，贺抒玉儿童时代对文学的爱好，就是从爱读书开始的。那时，父母亲清晨起来读书的情景，对她很有影响。每逢过年，大门上贴了鲜红的对联，挂上了红灯，那气氛使她对春节充满了向往。“在那缺少文化生活的小城里，过年的鞭炮声、秧歌、酒曲、唢呐以及灯笼、对联和年画”，都是她儿童时代最大的精神享受。她回忆说：“我家大门口年年贴着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其意，只是年年看，就像庭院里架棚上吊着的串串葡萄一样印在了心里。直到后来，偶尔想起这两句对联，才觉得对写作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对于读书的爱好，可以说是母亲培养的。那时，母亲总是用“不爱读书，将来没出息”的话警告他们，并规定：谁爱学习，就让少干家务活，否则扫地、洗碗、下河洗衣等等便都落到谁身上。年幼的贺抒玉，觉得书里的世界五彩缤纷，比大门口的世界大多了，于是每天早早起床，便像个小大人似的读了起来。她说：“母亲小时候，流尽了眼泪也未能争取到上学，而我多幸运，五岁就上学了。书，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的好老师。这，我得感谢母亲。”
贺抒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童年的。她的祖父是清末进士，重才不爱财，重视子弟们的文化积累。二伯父贺连城学识渊博，能写诗填词，又长于书法，担任过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副厅长。父亲贺辑五，一生刚直不阿，“五四”时期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一直为办教育清苦奋力，多年担任米脂东小的校长，还曾担任人民政权县政府教育科长，年轻时读过马列主义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1941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子女，曾对大女儿说：“你是家里的带头羊，只要你跟共产党走，你的弟妹们就会跟着你走这条路。”贺抒玉的大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同进步青年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母亲杜秀兰是一个城市贫民之女，从小寄人篱下，一贯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社会进步，是旧社会为数不多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她的文化是在丈夫的帮助下自学的，能读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时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从中寻觅反抗的力量和人生的光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八路军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雄壮歌曲进驻米脂，杜秀兰出来做群众工作，在大会上讲演，参加抗日演出。一俟子女长大，参加了革命，她便毅然甩开家庭，也参加了革命。
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正式成立，不仅免交学费，每人每月还给一斗小米的津贴。翌年春，当桃花喜盈盈地爬上枝头的时候，贺抒玉和姐姐一起考进这所中学。母亲说：“这是你们姐妹的福气，要不是共产党办起了这所学校，你们是上不了中学的。”
米脂中学的多数老师是从延安派来的，和学生十分融洽，完全是新型的师生关系。她的语文老师邢立斌（后为贵州省文联负责人）来自“鲁艺”文学系，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总是启发同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找材料写作文，课堂上总是宣读那些写得生活化、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文章。贺抒玉说：“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夸奖，于是心中便张开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