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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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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门,气急败坏,喘着粗气,那首《何日君再来》,唱针被卡在唱片上的伤痕处,一再重复着“再来,再来,再来……”,就是滑不过去。奎啸虎一肚子邪气,把鞭子摔在地上,骂道:“他妈的,什么再来,再来,别来了!”听差把皮鞭捡起来,“把它挂在墙上,和墙上的一排按质量、粗细而分类的皮鞭、钢鞭排上队。”那气氛,奎啸虎的心情,都表现得十分生动、逼真。“没多大意思,打了半天,连个屁都没放,活像打在一块石头上,毫无反应,一声不吭地就昏过去了,倒把那几个哥儿们累得呼呼直喘,这有什么劲。”这是奎啸虎说的。黄子廉也说:“这个人真邪行,简直是一支坏了的温度计,什么温度也不能让水银柱上升,永远是零点。”这种技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不直写,却比直写更有表现力量。
  润格从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与社会、时代融为一体,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谓完善,非指越来越高大,而是说越来越真实、生动、具有灵魂。润格深知得罪黄子廉后患无穷。但当他欺侮到头上,企图娶她的女儿小风为妾时,个人的安危且不说,连对“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顾及,也许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没有把。理智“强加给她,而是让”人性“自然发展。她可以像母章鱼一样护崽,直到饿死,像斑头雁一样,拔光身上的羽毛,为风雪中的儿女筑窝。润格终于因此而走进深渊。最后,黄子廉要用挫磨灵魂的办法对付她,把与她分离十多年的亲生儿子奎纲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见面,撩起润格往昔的记忆:小纲被人抢走时蹬掉的那只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枪,一直是她走南闯北随身携带的纪念物,总觉得那上面有儿子的体温,总觉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纲,而是小纲。当她发现奎纲想方设法想知道路拾遗的秘密身分时,她清醒了,警觉了,面前的奎纲不再是自己的儿子。对润格来说,有时母子情高于一切,有时则相反。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逻辑。”后悔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潜移默化地给了我不少影响。贪图安逸,沉缅于小家庭的温暖。我能反抗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却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应该和复杂的环境妥协。“润格被奎纲追问后这样说,”小风的爸爸告诉我列宁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我怕狼,所以没有勇气到森林里去,这就是我的后悔。“当时,是命运不容她背过脸去,就只好面对现实。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觉悟太晚,并说:”如果天假以年,我决不苟延残喘,我要跟他们挤命……“这是润格的绝命宣言。至此,这位艺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除了润格,作者还在《女伶》里塑造了杨维林、江放、欧阳墨竹、黎明、刘三、刘三奶奶、高妈、江风、黄子廉、奎啸虎、王国玉、黄伯云、黄美云、黄秀云、黄柔云,以及吉林等众多的人物形象,这其中刘三、高妈、江风、黄子廉、王国玉、奎啸虎等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有的人物着墨不多,只几次出场,其性格便跃然纸上。黄伯云原来是一个狗仗人势的恶少,后来却成了黄子廉的逆子,其变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写像奎啸虎这样十恶不赦的大汉奸时,还写了他人性深处隐蔽的东西。润格重刑后,他想到润格是一个文弱女子,动这么大的刑,受这么大的罪,太不应该:“黄子廉和她有什么血海深仇?也犯不上这样……”他对黄某的做法很反感。这样写,如同给一位贫血者输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实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识。小说里荡漾着历史、文学、艺术、科学、风俗、民俗以及人们陌生的关于旗人和梨园生活的奇异色彩。老北京的习俗、语言脍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胡同里。作者的知识之广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么关于葡萄的历史、成人节、女孩节、耶稣的传说、营养学、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联名对、诗词歌赋等等,真是包罗万象,好像一部知识小百科。她的小说写作,似乎不拘一格,没有师承,凭着自己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进入创作过程。但她的小说并不是知识的仓库,而是将知识自然地扌契入字里行间、人物的言谈话语里,像生活本体那样。
  邢院生的小说中,有着精彩的描写,细腻、准确、生动,说老太太止住哭声“像是收音机关了电钮,连点余音也没有了”;把烟灯飘出的缕缕青烟,比作“上天的云梯”;在黄伯云眼里,“江风弯弯的眉毛下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湖水,诚实得什么也不保留,坦率的语言使她显得更美丽了。”对润格坐牢那段描写,更显示出作者不凡的手笔:
  太阳从地下室牢房铁窗上照射进来,灰尘在一缕光束中跳舞,墙上抹着一道道棕色的血痕,一只花壳小甲虫顺着墙角,慢慢往上爬行。蜘蛛吐着纵横交错的经纬,在屋顶的旮旯里织了一个大网,得意洋洋地坐在蛛网中间,穿过网眼看着这间小小的牢房,以为整个世界都在它的网罗之下了。
  刚刚长出两条细腿的小青蛙,从牢房的铁窗上,一失足跌下来,误入囹圄。小青蛙奋力向上跳跃,哪里能跳得出去呢?!每次雨后,这些不速之客带着它的同伴,从草坪上的窗户缝隙跳进来,闯进这个“禁区”就插翅难逃了。每次都是润格轻轻地抓住它们的的腿,站在凳子上,把它们从窗缝里送出去。它们一触到草地,就欢蹦乱跳地唱起歌来,池塘边上的同伴为了欢迎它们平安归来,欢快地参加了大合唱。
  这样的描写,或长或短,或繁或简,不是创作进程中之所需,就是与人物的处境、心清息息相关,没有可有可无的笔墨。
  除了《叛女》、《女伶》和《伶仃》这三部长篇小说,我还读过作者多年前发表的短篇小说《春寒》及《天空,已是朝霞如锦》。邢院生说过,别人说她能开拓,不能守成。这大概就是指她曾经从事过的许多事业,但能否守成,在我们这个国家,并非完全能依自己的意愿。不过,她的小说创作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艰苦而寂寞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她相信天才的十分之九是血汗的勤奋哲学,这是幸运。于是便有了生命中的传奇,有了通俗而不俗、兼融高雅和通俗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她提笔为文,却极少与文坛来往,但中国文学的大河也有属于她的浪花。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杜鹃的凄楚叫声,又一次从天外飞来。她一再说:“美国的风景再好,也不是我的祖国,我迟早是要回去的、”
  “一切都没有结束。历史的河流,缓缓向前滚动……”这是一个传奇的,属于昨天又属于当代的故事……
  1988年4月13日于北京
  1995年3月28日修订
  宗璞
  陈素琰
  宗璞的小说
  一、她有自己的天地
  ——宁静校园的一角
  不知意味着有幸还是不幸,这位女作家始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高等学府幽静的校园的一角。1928年7月26日,冯宗璞生于北京。水木清华的一石一水,燕园的浓荫僻径,从童年时代起迄于今,除了特殊的离乱,它们始终滋润着、陶冶着宗璞的心灵。抗战期间,北大、清华等学校避乱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宗璞也随父亲冯友兰在昆明乡下住了很久,并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
  可以说,她始终都生活在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群中,与他们学业的专攻,崇高的操守,事业成就的欢欣,以及家国危亡的忧患深深地纽结在一起。宗璞本人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得到不少文学界前辈的帮助。1960年以后,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编辑和研究。而她生长的门第又是世代书香,父亲、姑母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命运之神对她优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于中国最深厚的文化渊源之中。因此,人们不难看到她的创作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知识阶层的气质、情操以及生活方式,或隐或现的,然而又是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宗璞作品所展现的生活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我们处处可以寻到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艺术深远的、潜在的、溶解性的影响,从而赋予它们特有的幽雅、淡泊、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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