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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最为我遗憾。她觉得生日我该得福。为了弥补这种不该有的“失落”，他们决定到成都最好的一家“四川小吃”为我“祝寿”。在“成都小吃店”，大约吃了四五十道“小吃”，大家不停地将好吃的夹给我，说是多吃不仅可以多“福”，而且才可以长寿。席间，黄宗英送我一个从西藏带来的洁白而玲珑的细草编篓，小篓里放着一枚芳香四溢的木瓜。然后，又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摸福”和生日留下一首这样的诗：
宗英记纯德摸福
老阎同志：
诗人不写诗章，更令我为难；
叫我写点什么？为你的寿诞。
恰今朝锦江畔，
同访杨升庵，
弄不懂他为什么与土地相揖？
闹不清他缘何又与福字毗连？
闭着眼，
福——，究竟在哪边？
睁着眼，
福——，本在咫尺门！
一个福字，天地人寰，
千种解释，万种心愿。
既然来到这世上，
谁都有呱呱坠地的宣言。
愿我们年年生之日，
向往里再生出新天。
祝你活得像成都的小吃——
多彩、麻辣、香甜！
1982年12月5日
这首急就章，是黄宗英在我们吃饭时即兴随手写在我的纪念册上的。写完诗，她又在“老阎同志”左上角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正当年”，然后又用红笔不规则地框起来，活像书法家写完字盖的那枚具有传统美的印章。诗的结尾处的右下角，又用红笔写了一个“寿”，也用红笔框起来，也像一枚印章。
她写好之后，在还没有交给我的时候，已被周良沛抢去欣赏，然后又是徐静和秦川，最后才交到我手里。大家都说好，我心里很佩服她的才情和文思。
我曾给黄宗英写过几次信，但没有得到一次认真的回答。我理解，因为八方云游的她，没有时间。那一次，成都锦江饭店，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说她也有了一个机会——彼此可以上天入地“聊”，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满意的回答。
黄宗英于1925年7月13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温馨自在的家庭，祖籍浙江省瑞安县。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为总工程师，她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她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九岁时，父亲去世，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把她打扮得如花似朵。黄宗英说，“我们家无所谓家教。小时候，爸爸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让我们拿他当大马骑。他还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我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比赛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追孩族'。父母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但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什么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写着描金漆题绿字的玻璃柜门的书架也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们还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那时黄宗英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来看去，那稚童之心是在寻找什么呢？
黄宗英说她从未逾越过“家庭的熏陶”。她说：“小时候，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因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殡时爸爸披麻打幡，全家衣白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这件事给她终生的影响——平等思想、报恩思想，仁慈、善良、公正，都揉进她生活的流程之中。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凄清。黄宗英小小的年纪便深谙世事，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那时她梦着当护士，可母亲说当护士太苦；梦着当文书，可人家嫌她小；但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她说她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在她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还把五件毛衣拆旧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份内的事必得做好，份外的、搭不上手的也尽力试着去做。由于父亲早逝，她二姐终身未嫁，为了弟妹；黄宗英十六岁演戏，为了弟弟读书。
黄宗英四十年代步入影坛，六十年代又闯入文坛，她的《小丫抗大旗》和文革后的《大雁情》，都是读者交口称道的好作品，她的文名也早已名满天下。文化革命前，于1953年初她写出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凡平的事业》，之后曾到中央电影局编剧讲习班学习，与李囗、白桦等人同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到浙江乐清县当农民深入生活，1959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文化革命中下放江苏宿迁县劳动改造。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事专业创作。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散文集《爱的故事》（1952年，上海杂志公司）、《一个女孩子》（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在祖需要的岗位上》（1956年，艺术出版社）。七十年代后，进入创作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报告文学、散文集《星》（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桔》（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文笔优美、构思独特的《大雁情》与《美丽的眼睛》均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是她留给二十世纪的温馨纪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与冯亦代合集，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俩》（与冯亦代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散文随笔集《半山半水半书窗》（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们陪她还到四川大学为学生作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黄宗英说：“前次来成都，你们四川人说欢迎我回到家乡，啊，因为我曾经是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演的角色）。这一次也是回家……我们的心是通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分心。说到电影，我没有想当演员，说到文学，我没有想当作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向艺术舞台的。父亲有很多书，三十年代我读《福尔摩斯》。我哥哥办报，叫《黄金时代》，不到十岁就给他投过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课桌前只坐过两个礼拜，说到文学，就不能不说我的道路。时代的风云是文学的父母，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就有什么样的染色体。诗人周良沛当年写《军号》、《云南的篝火》，没想到现在又写苦牢……我是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是时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闭着眼也得'开枪'。人要学会走路，得先学会摔跤——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说'黄宗英连世界观都没有还写作品'。当然世界观是有的，但我写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王丹凤（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个大操场；回家时用一个小包带几个小炸糕还得笑着回，把一切忧愁包起来……”她还讲到，在劳改队当队长，带着巴金、吴强等一群名作家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迹般地“修筑”了“地下长城”——两条150米的防空洞。她劳动时，工人老找她谈话，让她到食堂，4点起床洗菜，后又隔离，同《收获》主编顶牛（她属牛）。当时赵丹被关了五年二个月，出来后又去干校；三个孩子都在插队，全家“一片红”。那时她看到孩子那样的处境心里难过，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她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文章，经过编辑的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评。黄宗英说，这真是一生最难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节！张志新就是一个榜样。“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文，不能愧为一个作家，要真诚地对待人民！”黄宗英又说：“人家要我写打击经济领域走私犯的报告文学，我问他们；你们是要打苍蝇还是打老虎？打苍蝇我是不去起哄的。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所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会有选择——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