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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写起小说来。原稿约有三万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间，以“地下作战”的特殊方式日夜奋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的。柳溪说：“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赞扬自己还是有点'小聪明'，居然能把党领导我走进革命大门时教给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技能，运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权之时，这只能怪历史在开玩笑。”这个“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写成后，正赶上肃反纠偏，柳溪被宣布恢复人身自由，但尚无结论。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发表，一旦被发现，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后果将是严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后，决定化名寄出。柳溪说：“由于我钦佩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为人品质，又加上我正在精读夏绿蒂的世界名著《简·爱》，我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耿简'。”按照当时的稿约规定，稿末必须写上真实姓名。她想来想去，无人可写，只好写上娘家嫂子安毓贤的名字。稿子寄出后，只有几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便找上门来，以为又出了一位文学“新人”。柳溪对编辑部阅稿后反应如此神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她的思想里充满了顾虑和矛盾，各种“杂念”像火车一样奔来驰去。《人民文学》敢于替作者承担风险，当年五月号，《爬在旗杆上的人》终于以黑体标题，赫然发表在刊物栏目的头条上。柳溪说：“我拿到这本刊物，犹如托着一件怕摔的宝物，这时我满眼热泪，在心里默念着：《人民文学》不仅是我的文学摇篮，而且在我命运困厄时，还我的救星。”这篇反映农业战线上“瞎指挥”作风的优秀小说，编辑为它做了独具匠心的删节。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东西，原来的标题是《在先进地区》，但编辑部把我这平淡无奇的题目改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并把我七千字的罗嗦的'光明尾巴'删掉，由于简洁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辉啊！”
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诚。现在，虽然她已是影响广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时时铭记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为他人做嫁衣的不为人知的编辑们。她没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记在自己的名下，没有让才华掩藏其瑕疵。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尚品质和良心。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作家，再伟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条件和勤奋之外，在其作品出版、传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编辑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终于拆散了她的家庭。这个无法弥补的后果，使她大病了一场。
1957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柳溪却有幸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内收《喜事》、《“责任事故”》、《金色的卫河岸》、《赶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烦恼的人——使人烦恼》等八篇小说。这是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显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艺术上的成熟。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且不说艺术价值，即使认识价值，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长、工作组组长朱光、组员王玉琨、记者李震等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的举上言谈、性格、思想方法，现在和将来都会使人得到启示。正像小说开头说的那样：“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是的，历史的重现并不少见，事实上，在固若金汤的思想意识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再现这样的人，再发生这样的故事，是不会令人吃惊的。
六
炎热的夏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的字眼。柳溪大病初愈，也写了一张普通的大字报，贴在并不显眼的地方，要求那个在“肃反”中对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单位参加整风，同时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两篇杂文：《摇身一变——教条主义哪里去了？》和《要有这样一条法律》。“大字报”、“杂文”，加上她同文艺界朋友的议论和谈话，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编入《重放的鲜花》），于是便给她罗织了两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重要骨干分子”的帽子。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难的起点——她被开除党籍、降职、降新，下放农村、农场、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这种岁月的回忆是苦涩的。但从苦海中挣扎出的柳溪，却有常人少有的乐观情绪：“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漫长岁月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正像俄国沙皇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必然要到西伯利亚去充军，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坏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砺了意志，清醒了意识，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并不像我二十岁时所理解得那样笔直、铺满鲜花，而是充满了鲜血和荆棘。”
无论处境何等险恶，不管是在农村工厂劳改中受苦，还是在收发室、资料室受屈，只要她尚能呼吸，唯独没有忘记的是创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区“安家落户”，应付了一些检查之后，就偷着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其中题名《两个父亲》的长篇，后易名《红薇传》者，即是《功与罪》的前身。但她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为“幻想东山再起”。那时她在人生的悲凉之中常读两篇文章：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辩《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两位完全不属于同一思想范畴的历史人物的发言和文章，却使她从中吮吸了无比坚毅的力量和难忘的教诲。柳溪说：“我不仅应该活着，而且应该奋发有为地活着……”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并不能熄灭她的创作之火。在北风呼号着的寒冬，她忘掉了“劳改”中的屈辱、紧张、疲劳，偷着记录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创作笔记，并利用干部们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机，创作了中篇小说《王妈妈》。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双林农场改造。在那里，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没有使她停止关于创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为思考一个故事情节，竟掉进沟边的冰窟窿，棉衣棉裤湿透了，在跑回宿舍时，全身结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铠甲的武士。为了烤干棉衣，她只好请假，一个人倒插着门，披着棉被，盯着火光，沉思着。谁会想到，她又在继续刚被中断了的创作构思呢！
横扫东方，风云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生自灭的一场将永载史册的灾难。柳溪说，这期间，“我所受的迫害和斗争，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所受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受的比他们延长了一倍的时间罢了。”关于这段生活，她不愿多说，我也不想多问，但她那些与创作有关的情节，我却不厌其烦地穷追不舍……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正发高烧，于是掀起了一个抄家的高潮。对于柳溪来说，已无家可抄，然而，她也不会幸免。那时，她既无金银，也无珠宝，只有偷偷写成的那些比金银珠宝更珍贵的草稿。柳溪总算把草稿都稳妥地转移到邻居——一个新华书店干部——的家里。但后来“牛棚时期”，她伪装写“认罪书”（上而搁着“认罪书”，底下放着创作手稿），写了长篇小说《功与罪》中的几个新章节，因临时转移，来不及把稿本收藏起来，还锁在书箱里。有一天，一帮人要检查她的单间宿舍，她怕极了。柳溪说：“我那些稿子里有一章标题为《幸福》，内容是写小说主人公李大波做白区工作，伪装洋车夫，从车站接来北方书记刘少奇同志，一路感到幸福的情感。那时我真是提心吊胆，若是被发现，不仅捞来一顶'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挨批挨斗，肯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后悔不该写出来，要是装在心里那该多保险。但她总算躲过了这场大祸。她利用开箱取茶之机，就着他们转身检查别人东西的时候，顺势将稿本拟在手中，掖在裤子里——让它顺着裤子掉在事先用带子扎好了裤脚的裤腿下边。
写在这里的，我不认为是一则文人轶事。它是那个时代的罪证记录。柳溪说：“在我们的国家，把许多事情弄颠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权力去搞打砸抢，却不允许你干正大光明的事业，做学问、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