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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是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同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张爱玲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性格那时已趋稳定。当时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课程分设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课程是主课,包括英文、数、理、西洋历史、地理和《圣经》,用英文讲授;中文部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三门,不被重视。1936年秋,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汪宏声的老师主持中文部的教务,并兼教高中国文。这位酷爱文学,具有新进作风的汪先生为女校带来了新鲜空气,遂使国文课大为改观。汪先生不仅改变了授课方式,变八股式的满堂灌为自由讨论,更为甚者是他在国文课中大胆增加了中国新文学的内容。他不仅为学生讲解曹禺的剧本、丁玲的小说,还亲自为图书馆大量购置新的中文书籍和报刊、奖励学生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他的构思和努力,就像园丁洒下的汗水,竟为这个学校浇出一片文学的春色。
汪先生为了打破“说立志”“说知心”等八股滥调,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出了两个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另外还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命题。学生为汪先生的“革命”之举感到惊喜。张爱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题的,题曰《看云》。文章精神潇洒,词藻瑰丽,令汪先生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时新来乍到,点名册上的名字和学生还没有联系起来。发文卷时,当他唱到张爱玲时,“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据我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学生),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不随俗,不入流,甚至奇装异服,是张爱玲从小就有的“传统”。江老师将她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遍,还加了许多说明,竭力赞扬,大大褒奖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写得好;面对如此的荣誉,若是一般的学生,一定是喜不自胜,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着那种板滞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教员们在休息室里谈论她,学生在宿舍里谈论她,一时间张爱玲成了这所学校一个温馨的话题。老师们谈论她,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也常常谈论她常常忘交作业,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而学习却最优秀:“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课,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功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取意为国争光的课外活动组织国光社,还出版了一个32开本的小型刊物《国光》。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爱玲写的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师生惊异不已。对于这篇小说,汪老师更是大加赞扬,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简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光》上还发表过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用英文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回忆说:“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时她在《国光》上又匿名发表了两首嘲讽老师的打油诗:一则曰——“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作品虽是匿名发表,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张爱玲所为。关于这件事,汪老师则认为,学校的空气太严肃了,用风趣幽默调剂一下有益无害。没想到,两首小诗闯了祸,对坐入号者却为此大为恼火,上告美国校长,最后定下三个解决办法: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出面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准张爱玲毕业。最后,那位先生收敛了当初的愤愤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张爱玲中学毕业,母亲从法国归来。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母亲曾给她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她做饭,用肥皂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若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等等。她觉得母亲的实验是一个失败,“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她还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咸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红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齿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显而易见,张爱玲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敏感,她的灵魂里充满了艺术的灵秀之气,惟独没有人世间的庸俗。
中学毕业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她躲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升大学以实现其梦想。1938年夏,她参加了圣玛利亚女校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算是真正结束了她的三分安静、七分寂寞孤独的少女时代,从小积淀下来的文学天才,在中学时代闪过光华之后,便深深地藏进追求知识的勤奋里。那时她用演说的方式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事,不仅遭到严词拒绝,还说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后母更是变本加厉地当面羞辱她:“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后来这位后母还动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还手时,却被老妈子拦住了。但后母却尖叫着说她打人了。于是她父亲不由分说,从楼上冲下来,拳脚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他还用花瓶砸她的头,但没有掷中。她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杀了她。她的脸出了血。她走到大门口,铁门锁着,又被看门的巡警拦住。“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她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天,被监禁在她出生的空房里,于是这亲切的出生地突然变得生疏、可怕而癫狂;她一想起英国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的那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楼板上那充满杀机的蓝色月光。
对于张爱玲来说,仿佛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那间空房里,《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等故事在她脑海里一遍遍演着电影,她设计着各种逃跑的计划。这时,她得了重症痢疾,父亲不给她请医生,没有药,差点死去。她躺在床上,看着对面门楼上挑起的灰石鹿角和小石菩萨,朦胧地想着她的朦胧地生,也想着朦胧地死——“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但张爱玲没有停止逃生的念头。她打听了巡警换班的时间,终于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闪了出去。”张爱玲回忆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上急急的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记了怎样还价。真是发疯了呀!……”她像小鸟飞出了牢笼,心中充满解放感、新生感。既然是逃出,自然永远不想再投牢笼,那个家永远和她诀别了。后母从此也只当她死了,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人。
她逃到母亲家,在那里补习功课。“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她觉得母亲怀疑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