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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争得人格的尊严，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呀！郑敏在半工半读期间，不仅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尝到了生活的困窘和艰辛；而且处处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刚到美国时，她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她很穷，时刻提防她，恐怕她交不起房钱，最后还是把她赶了出去。郑敏只好又搬到青年会宿舍去住。在艰难度日中，她结识了不少华工，与他们眷恋祖国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积攒了一些钱，渴望抗战胜利后回国看看，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有些人经受不起，只好又返回异国他乡。郑敏对这些父老同胞，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更使她激动不已，她思索着自己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1950年后，郑敏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读研究院，直到1953年，才完成英国文学硕士论文，获布郎大学硕士学位。这时，她已跟学习自动化原理的中国留学生——童师白结了婚。美国对这些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一个假日，郑敏夫妇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她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中华民族新生了，郑敏夫妇和千千万万游子的心也复活了，想方设法也要回到祖国去。他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夫妇俩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索绕在他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郑敏曾说：“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回国后，她被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工作，壮志未酬，报国之心正盛。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狂风暴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慢慢地也被卷进去了，她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尽量想明白。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郑敏的思想感情与理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祖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每天都有“卫星”上天，亩产“超千斤、上万斤”，她欢欣鼓舞，自己也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白天她跟大家一块劳动，夜晚灯火通明，跟农民一块参加夜战，她精神振奋；但回到村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农民被迫拆房砸锅，愁眉苦脸；自己每天只能吃两餐白薯，广大农民更是连瓜菜也填不饱肚子。她在思想上产生了问号：“这样跃进能够持续下去吗？”但这种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行动还得尽量跟上。1960年她从文研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广大知识分子一道经受了考验，虽几经折磨和摧残，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今天她虽已年过七旬，但属于诗人的心却是永远年轻的。
三
郑敏是抗战后期崛起的大后方学院派青年诗人中的一位。她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厚、丰富”。1949年唐氵是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中谈到郑敏的诗及其风格时说：“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平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于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流涌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静凝。”她是一个“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在她的诗中，思想的脉络与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谐地相互应和……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郑敏的早期诗作大部分写于1943年前后，即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之——郑敏《诗集》（1942…1947），共收录其六十二首抒情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
抒情的诗，这类诗主要是通过意象表达作者情感生活方面的经历，特别是内心的波动、疑虑和领悟，如《晚会》和《怅怅》。这类诗在整个诗集中的比例不大，因为作者很快就被一些内容更深刻的感情所吸引，转入思考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感受和疑虑，如《寂寞》、《云彩》、《幻想曲》等。诗中充满了对立感情矛盾，作者却将这种矛盾在艺术中统一和谐起来；更多的是对内心矛盾、矛盾中的思考、感情上的冲突的描写。从这组诗里，看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作者内心感情的画面。作品的基调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内省、沉思和忧郁。
另一组诗是对历史及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组诗更直接地联系到现实的历史，较之前一部分深沉、凝练，诗中的意象也更扎实，更接近于社会生活。哲理比抒情更多一些，如《清道夫》、《贫穷》、《生命》、《死难者》、《小漆匠》、《人力车夫》、《噢，中国》等。这些诗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及对黎明到来的呼喊和渴望；同时也表达了对贫穷弱小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悲惨境遇的同情。从这些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诗人的精神是奋发的、昂扬的。
还有一类是为一幅画、一尊雕塑、一首乐曲所写的诗。如《荷花》、《献给裴多芬》、《垂死的高炉人》、《雷诺的少女画像》等，这组诗是借以表达作者的憧憬和希望的。
郑敏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增进了她对西方文学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借鉴、吸收了西方文学表达情感的方式；同时莎士比亚与浪漫派诗人及十七世纪姜·顿和二十世纪T·S·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对她影响也很大；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她喜欢李商隐的丰富意象和杜甫的悲愤情怀，也从中汲取了养分。
多年来，郑敏对中国的新诗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渗透在她的诗创作的字里行间。
她主张诗要含蓄、朦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千姿百态的，人的感情也是千变万化的，只有含蓄、朦胧，才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这样的诗，读起来才有余味，有嚼头。
她主张诗要有丰富的意象和多样、浓重的色彩，诗要像油画和雕塑。要在丰富的意象中寓以深刻的哲理，而不应是赤裸裸的逻辑推理。这样的诗才能表达浑厚、深沉的思想。
她主张写诗切忌平铺直叙，诗要有高潮。诗人用以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倏然的，跃动的，要在平凡的写实中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称之为“一波三折”。
郑敏这些关于新诗的见解对于繁荣诗歌创作大有稗益。现在，她自己仍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近年来，她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百余首诗，郑敏八十年代以后的诗，其思想更加深沉，艺术更加完美，独特的风格更加具有魅力。结集出版的有：《九叶集》（九人合集；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八叶集》（八人合集；1984年，香港三联书店）、《寻觅集》（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心象》（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早晨，我在雨里摘花》（1991年，香港突破出版社）。
这些诗概括了她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抒发了诗人新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延续了她早期诗作的含蓄、深沉，充满自然辩证法和人生的哲理。她的诗充满激情，给人以欢乐、明快的节奏感，给人以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