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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一脚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一脚踩在水泡里，浑身溅得湿漉漉的。
“百团大战”之后，晋绥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粮食尤其困难，经常吃马料豆，有时吃料豆面做的黑窝。即使这样，也要经常挨饿，看见病号吃小米粥和倭瓜，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后来连马料豆也吃光了，就把糠和枣核、枣皮磨成面，炒一炒混在一起用开水拌着吃，这对于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韦君宜来说，更为不容易。人民的苦难，敌人的残忍，磨练了她的革命意志，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
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升到河面上，满河如雪的月光，映照着冲天的大火——那是敌人烧老百姓的房子放的火。他们头一天刚刚离开这里，第二天再回来时，就看到了这幅凄惨的情景。韦君直看到这一片废墟和那山路上穿白带孝的人群，真是目不忍睹。战友们含泪写下的激愤诗句，正是韦君宜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今日残垣昨日楼，
几多鲜血几多头，
黑山悲怆风无语，
黄河呜咽水不流，
泪痕且自从心印，
血债还需用血酬。
抗战胜利时，韦君宜正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当时的新华广播电台只有四个人，后来与韦君宜结为终身伴侣的杨述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可算是电台的创始人吧！采访新闻、写通讯都是他们亲自干。为活跃电台节目，他们还增加了短讯节目，想方设法请人来表演。事先不能录音，就把乐队请到广播室来，边演奏，边播放。播音员如果生病了，他们就顶上去播音。从事这些工作久了，也容易产生一些思想问题。韦君宜觉得，解放区的人没有收音机，听不见广播，只能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听，如果那里的人听不到或者不听，那不就是一种无效的劳动吗？正当韦君宜的思想困惑时，传来了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消息。他们访问了刘善本，刘善本说：听了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后，才促使我弃暗投明。原来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是韦君直没有想到的。从此，她更加热爱广播事业，全身心地开展解放区的宣传工作。
此期间，韦君宜也间或写些短篇小说。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人集》中收录的《龙》、《三个朋友》，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也曾下过决心，把“一二·九”运动中的人和事，写成长篇小说，而且已经写成了半部，她把这半部稿子送给陈伯达看。过了很久，被陈伯达冷冷地退了回来，这瓢冷水把她写长篇小说的热情，一下子浇灭了。她在那值得怀念的近十年解放区生活中，为《中国青年》写了大量杂谈、杂论。
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
解放前夕，韦君宜回到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平山县参加筹备《中国青年》复刊工作，并任该刊编辑。北平解放后，先后任《中国青年》编辑、总编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谈青年思想的论文和散文，后辑为《前进的脚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是她1949年至1953年五年间，根据青年读者所提的问题陆续写成的，作者称它是“青年们在前进的路上的几点脚迹。”这些文章“简直说不上一个名堂。在刊物上无以名之，名之曰'青年修养'”。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作需要，韦君宜甩开了自己敏捷的文思；搁置了如火如茶的学运生活；放弃了成名成家的道路，全力扑在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上，她成了青年崇敬的师长和知心朋友。在《前进的脚迹》后记中写道：“只要针对他们的问题，登一篇小小的，哪怕是极不深刻的文章，也有成百的青年写信来表示那样真诚的感谢。那热情使我不能不想：青年既要这个，就不容许我们不搞。只要自己搞的一点点东西，多少帮助青年摧毁他们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思想障碍，能帮助青年变得更好一点，更健全一点，那么自己就什么名堂都搞不出来也该安心。我成不了理论家或文学家，我爱青年们，愿意为青年们服这一点务”。多么真诚的愿望，无私的奉献！
1955年，她调任《文艺学习》编辑，与黄秋耘共同耕耘这块培养青年作者的文艺园地。她潜心致志，不遗余力。到了1957年，祸从天降。因为刊物上讨论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了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又因黄秋耘写了赞扬刘宾雁的文章，被横加罪名，遭到批判，也株连了韦君宜。恰在此时，子冈主办的《旅行家》杂志，又发表了她的《乘公共汽车旅行记》，只因文章说了几句真话，描写了一点艳阳天下的阴暗面，恰好成为韦君宜错误的补充材料。
之后，她被打发到农村去锻炼一年，又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生活了一年。二年多的基层生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在农村，她写感到新鲜的人和事，写下放生活的感受和体会，后与人合编了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工厂，她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写就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北方的红星》。在写工厂史的过程中，她访问了当年参加“二七”罢工的老工人，情感的交融和精神的鼓舞，重新点燃了蕴藏在她心底的创作欲望，她忘记了那令人窒息的低气压，闷着头写作。1960年，她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此后，她比较多地写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那两年文艺界的波涛汹涌中，自己经受了点风雨，觉得除去干什么写什么之外，好像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一点看法，一点自己的感受了。”
韦君宜真正的写作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经早两年来到了文艺界。从1965年起，她就搁笔不写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切写作都变为罪行，一切与写作有关的人，都变成了“黑作家”、“黑笔杆”，韦君宜当然也不例外，她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又同大家一道去了湖北咸宁干校，整天大会批，小会斗。这段难得的机会和特殊的身分，使韦君宜细腻地观察了社会，剖析了人生，她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她说：“这段生活简直奇妙到难以令人理解……我简直成了欧洲中世纪供人扔石子娱乐的小丑。起初，我心里恨极了，我简直是初次发现人类会如此之野蛮残酷和翻脸无情。在干校当贱民，一直到1971年，我才获得了'解放'。这以后不久，我却又成了连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这一段人生难得的机会，迅速变化的经历，'阶下囚'和'座上客'的反复互相转换，使我看清了好多人的内心。”
在干校，她的创作欲望虽十分强烈，但却无权写作。1973年，她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工作很繁忙。每天要处理成堆的稿件，她利用工作之余，一点一滴地把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记录下来，以完成她多年的夙愿。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创作的高峰攀登。
创作道路上的冷静思索
《女人集》收录了韦君宜参加革命以来写作的大部分小说，可以看成是作家的一部代表作。其中包括她在老解放区写的3篇，“文化大革命”前写的12篇，1976年10月以后写的2篇。这十几篇作品，记录了作家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也真实地勾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些什么和干些什么。”“先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思想改造（《群众》、《三个朋友》）；再是使劲讴歌党、讴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和革命传统（《阿姨的心事》、《奖品》及关于长辛店的那几篇）。在沤歌的同时，也依稀地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点点小灰尘和小波折（《女人》、《访旧》、《畸人》），写出来是想把它拭掉”。
如果说，过去作家所沤歌的，确实是她自己感受到的美好的东西，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写的一系列作品仍然是她亲身感到的社会上“存在着不小的阴暗面。”制造这些阴暗面的人，正是“四人帮”以及一些“挖”社会主义，“偷”社会主义的人。不断地探索生活发展的动向和规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贯穿在她作品的始终；毫不掩饰的真挚情感，是作品的灵魂所在。使人信服，令人深思。
《女人集》中《清醒》和《参考资料》两篇作品，表现了已经老去的思想单纯的干部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思索。在思想内容上，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描写了两代人，经过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