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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毛主席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仪容。她曾听人说毛主席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