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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又搬家了，搬到了宣武门西大街一所高层住宅，我去看她的次数多起来了。新宅说是三居室，实际上每间都不大，而且一个朝东，其余两个全朝北，三个屋子都；临街，整天车流、人流昼夜不停。陈敬容只好闹中取静。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是她最满意，也最快乐的日子，她可以关起门来写诗，写散文。她告诉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无忧无虑过。她是那么爱诗，诗情注入在她的生命里，她活着，诗就在她的心中孕育。最后的十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也是她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期。经过令人发指的十年浩劫，陈敬容诗中的天真与浪漫少了许多，但真诚依旧，增加了更多的成熟以及对人生的体验，这些深邃的思想，蕴藏在独特的意象中，更加婉转，更加富于哲理。在她晚年的诗中，形式上中西结合得也更加浑然一体。
“偷读”
陈敬容，笔名蓝冰、成辉、文谷。1917年9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城。乐山旧制为嘉定府，古称嘉帅。它是距峨眉山百里左右的一个半岛形地带，三面为长江支流所环绕，只有一面陆路，经几个县通往成都。那里气候宜人，风物多丽。古往今来，哺育了不少有成就的文人。盛唐诗人岑参，现代作家郭沫若都出生在那里；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那里的凌云山上读书，凌云山有东坡洗砚池，历来被视为名胜之地。
她家里虽不富裕，却足可温饱。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教小学，居然学会了新式的算术。陈敬容四岁启蒙，全靠祖父。童年时，祖父常教她读书，但只限于“正经书”。起初读《三字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律不许看。祖母因为自己不识字，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祖父很希望父亲能光耀门庭，父亲终于在四川军阀手下当了一名不大的官儿，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念过私塾，结婚后，千方百计要去县城女子师范读书，由于祖母的竭力反对，终于没上成，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对女儿读书，十分支持。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拖着粗大辫子年长的同学，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再生缘》等。同学中有这类书，互相传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她从这些书里读到了在教科书里读不到的东西，感觉特别新鲜。少年时代的陈敬容，在抑郁、沉闷的环境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惊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考上了县立女中，逐渐接触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鲁迅、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师也选了一些活页文选给学生阅读。她又接触到外国作家都德、左拉、拜伦、柯罗连珂等人的作品。有时，省下零用钱，还到旧书铺去租书来读。
在学校里忙于应付功课，读课外书的时间较少，只好偷偷地带回家去读。一次，她带回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忘了拿进屋去，丢在耳房的条桌上了，恰巧，被经过那里的叔父发现，便告诉祖父，说她看不规矩的书。祖父把她叫去骂了一顿，要她第二天拿去还给人家，永远不许再看。幸好，当时父亲不在家，免了一顿惩罚。祖父的斥责丝毫没有减弱她读书的兴趣，新旧小说仍然继续偷看。有一回，父亲寄给她两本《生活信箱》杂志，她误认为父亲的脑子变新了，便写信告诉父亲，说她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回信来了，她被大骂一顿，说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岂是青年女子可以读的书？陈敬容听父亲这些话犹如耳边风。她一直相信，许多有“淫”、“盗”行为的人，恐怕未必读过这类书。
当时的作文，完全是语体文，陈敬容对作文课很感兴趣，每次总是交上长长的一篇。同时，开始写些短小诗文，用笔名“芳素”在学校壁报上刊出。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对自己的封建家庭，逐渐产生了反感，尤其是对唯我独尊，经常打骂妻子儿女的父亲更是不满。十四岁时，她曾坐上大木船，从家里逃跑，逃到万县，被父亲抓回，关了半年多，由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的劝说，父亲才退让，允许她跟随祖父的结拜兄弟的女儿到成都中华女中继续读书，并改名陈彬范。在成都，国文课教材普遍采用文言，连写作文也要讲究“摇曳生姿”、“一唱三叹”，周围的同学们也颇崇尚古风，看新书的人极少，于是新文学暂时与她隔绝了。但这却使她汲取到古代散文的丰富营养。高初中毕业还差一学期，学校让她顶替该校因病辍学的同学陈在琼的名字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冲破关闭的生活
过了将近两年沉闷的日子，1934年寒假，她收到了初中时的英文教师曹葆华的来信，动员她出川读书，并且寄来了路费。她只身一人，跋涉千里，终于到了北平，从此便与家庭断绝了来往。
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继续进学校读书，只好自学中外文学，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其实是偷听），以后就靠跑图书馆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环境清幽，去阅读的人不算多，加上紧临北海公园，午饭后，就在靠公园那面的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再钻进阅览室继续学习，直到闭馆。从此，她有了充分的时间，自由地阅读，时而练习写作。丰富的中外文化宝库，培育了诗人多采多姿的艺术才华。
那时候，她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靠师友接济，所以居无定所，有时借住在学校；有时寄居友人家；也住过客店般的女子公寓和女青年会。欢乐与痛苦，自由与忧愁交织在她的心头，创作的欲望也在她的头脑中日益强烈。她的第一首诗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刊上（1932年），那时她还不满15岁，第一篇散文发表于1935年秋天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题名为《残叶》。以后，又在该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等处发表诗和散文。她的英文在中学时就学得不错，1936年秋至1937年夏，又定期去一位法国女教师家学习法语，这为她后来从事英、法文学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她和朋友们一道回到了成都，1938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于战时情况，当时很难找到工作，生活的圈子又狭窄，干扰和压抑着她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她每天帮助师友翻译一些英国康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