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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看到花叶枝干，最后才看到树根，原来她散文小说常用古诗词名句起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写得那么清秀隽永温厚，根源竟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确既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词人和学者。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总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无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实的。她的写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她的词，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说，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实上升华为艺术上的真实。至于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证明。我们还可以特别举出《百合羹》和《岳母》两篇小说来说明这一点。前者的阿翁不愿孝顺的儿媳再嫁，后者的岳母不愿女婿再娶，但作者把这两个素材写成小说后，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发展都有了变化。《百合羹》中的阿翁，万分体谅儿媳，主动说合，盼望她能与邻居青年君甫再结良缘；《岳母》中的岳母，也是善体人意的老太太，爱女婿的新婚太太如同己出。琦君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宣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这又一次显示出琦君慈善心肠和温柔敦厚的个性。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说：“文章的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类佳作，常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寻常事物中写出独特的见解和新意，这种艺术，常常表现日常生活，常见事物，人之常情等寻常题材，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琦君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正是这样的佳作。如《小玩意》写小女儿憨态可掬，兴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给母亲带来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写得多么纯真、动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样写出对故乡、对童年生活无尽的思恋；《想念荷花》更是将诗情画意溶于一体的精品，我们甚至可以闻到荷花的芬芳，听到采莲的歌声，看到父亲和老师的慈颜。而这一切，是用最朴素最自然的文字写出来的，却又实在构成了表现父女之情，师生之谊的人世间最美的画卷。难怪托尔斯泰说：“如果世界上有优点的话，那么朴质就是最重大最难达到的一种优点”。
如果要求全责备，即使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对琦君来说，也许她离开大陆太久，对海峡这一边人民生活不够了解，某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偏差；在艺术方面，个别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陈敬容
孙瑞珍
1989年11月15日，著名诗人陈敬容治丧办公室寄给我一份讣告。讣告上写着：陈敬容于1989年11月8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根据本人遗愿：治丧工作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兹定于1989年11月17日火化。
她的遗愿像她的一生一样，平凡而简朴。陈敬容活着的时候，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独自一人，在都市的一角，过着平静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死后也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带着她的诗和情，静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到讣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陈敬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她一生的不幸和坎坷久久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她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又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上班，她常常过来关照我。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每到甜枣收获的季节，她总是捧着一个小碗，给我送来一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我觉得她很热情，像母亲般地关怀我。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彼此也还算信任，空闲时常坐在一起聊聊。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但从不谈她的过去，更不谈她创作上的成就。时间久了，我从周围人的口中对她过去的生活知道星星点点。
十年浩劫，我和她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都离开了这个四合院。1978年，为了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现代女作家》，我又想到了她，几经打听，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一天，寒冷异常，北风呼啸，我和一位朋友来到位于北京正南方向的一座寺庙——法源寺。那时的法源寺还没有修聋，一幅破落、凋零的惨景，院子里来往的人很少，走进里院，使人觉得有些惊然。有人告诉我陈敬容就住在这座破庙的一间房子里，按照看庙人的指引，我找到了那间房子，庙的后院有三间瓦房，分住两家人，中间的堂屋，两家公用，放些碗橱等零七八碎的东西。两家人的门口都是锁头将军把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有格子的木棂窗，屋子里很黑，我只好趴在窗玻璃上观察，判断陈敬容住在哪间房子里。很凑巧，诗，帮了我的忙。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不太整齐的杂志，正中间，有一堆摆放不很端正的稿纸，我一眼认出，那上面的字是陈敬容的笔迹，那是她的诗的手稿，我在门上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找到了诗，就找到了陈敬容，找到了陈敬容也就找到了诗。
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她的来信，她约我尽快到她的房子里谈一谈，我又一次到了法源寺。走进她那又冷又黑的房子。火炉燃得不旺，仿佛进了冰窖一般。当她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时，我发现她的手粗糙得如同常年在农村劳动的老农的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