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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顿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阳翰笙才替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个特约编导的职务。不料，敌机狂轰滥炸，轰毁了电影制片厂。白薇只能另找避难所，暂时到“文协”所在地南温泉。欧阳山、草明、萧军等作家也住在那里。
一间西晒的小房，暂时寄放了她飘泊无定的身体，天天跑空袭警报，要躲到五公里远的山中，这时，她又突然爆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吓坏了欧阳山。他把同住在南温泉的杨骚找来了。
杨骚这次对病中的白薇非常关心，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静的书斋，亲自护理。朋友们庆幸白薇有了养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后，顿时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缚的“蛹”，“巴不得赶快变成'蛾'咬破'茧'飞出去！”
有人怨她不与杨骚和好，指责她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杨骚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干嘛又回来了？真是不通人情！”听到这类的话，白薇愤怒地说：“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强制着，使我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着去告诉什么人，因为人们都是用着那么庸俗卑鄙的心理来看待一个女性，尤其是落难的女性！”为抗议社会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抗议封建势力对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肉体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