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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自己的装备、降落伞和腿袋都扔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上，然后自己爬上去，随车来到待命起飞的飞机旁。
温特斯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到了之后，我们开始披挂。此时此刻，正是一个出色的跳伞长为手下人做最多事情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挂在身上之后，要把它们捆扎紧，要做到既舒适又安全。然后把降落伞放在最上面，而且要头脑灵活，说得大家满意，觉得一切都好了为止。”
他们全副武装地坐在机翼下面等候着。紧张情绪在加剧。他们相互之间说道：“这次跳下去之后，你的问题就开始了。”这是一次“万元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有些人费力地站起来，走到跑道边上放松一下紧张心情，走回来，坐下，可是过了两分钟，又开始重复刚才的过程。乔·托伊记得米汉中尉来到他的飞机下对战士们说：“不抓俘虏。我们不要抓任何俘虏。”
晚上22点开始登机。跳伞长推着他们上扶梯，因为他们每个人至少负重100磅，许多人负重达150磅。101空降师有一名士兵走到C—47机门口的时候，转身面朝东大声喊道：“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他的话代表了两个空降师的13，400名官兵的心声。
连长托马斯·米汉坐在飞机上，草草给妻子写了几句话：“我最亲爱的安妮：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将率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连队进入法国了。我们会狠狠地打击那些混蛋。奇怪的是，我并不特别害怕，但在内心深处，我特别希望能将你拥在怀里。
“我爱你亲爱的——永远，你的汤姆。”
米汉从打开的机舱门把纸条递给机组的一个朋友，请他转交给安妮。
5月26日那天，米汉曾经给安妮写过一封比较长的信，写了为什么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坐在飞机里，准备去解放法国，征服纳粹德国。他在信中写道：“作为美国人，我们很幸运。至少我们没有欺负那些受压迫者。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并没有所谓‘美国人’——不过是一帮移民；抑或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太仁慈了；或者是因为‘美国人’是那些讲求逻辑、仇恨压迫、热爱自由胜过生命的欧洲人的后代？那些雄伟的山脉与高耸的树木，清凉的深湖与宽阔的河流，绿色的山谷与白色的农舍，空气、大海与风，平原与大城市，生活的气息——这些都是原因。可是，即使有了这一切，我们也无法避开其他的东西。我们千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掌握着这些珍贵的东西，可是还有数百万人在为生命的胜利而呼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想生活幸福并给别人以幸福。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要把它从我们手上夺走……
“这些人总是想办法得到自己的发言权，战神总是近在眼前。我们知道怎样赢得战争。我们现在必须学会赢得和平……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再经历这一切，但是我想让他强壮有力，这样就没有哪个傻瓜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和美国一样应当强大无比，但又要像耶稣一样仁慈。”
23点10分，发出隆隆巨响的C—47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飞机爬升到1，000英尺之后，开始盘旋，每3架组成一个V形编组，随后组成一个巨大的V形编队机群。在飞往法国的途中，大多数人都发现，即使想不睡觉都做不到。这就是那些药片的作用。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伞兵们都有点发困。乔·托伊在飞行途中就睡着了。他回忆说：“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镇静过。见鬼，跳伞演习的时候，我反而更激动。”
在温特斯的飞机上，二等兵乔·霍根想唱一支歌，可是立即就被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像大多数飞机上一样，戈登的飞机上，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在默默地祈祷。来自弗吉尼亚的二等兵韦恩·西斯克打破了沉寂。他大声喊道：“有没有人想买一块好表？”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使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整个途中温特斯都在祈祷，祈祷让他活着回来，祈祷不要让他失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遇到对方开火的时候，我怎么反应？’”
由于施米茨中尉住进了医院，利普顿担任了他那架飞机的跳伞长。飞机驾驶员给伞兵们一个选择：在飞行途中，他们可以把舱门开着，进些新鲜空气，如果飞机被炮火击中，他们还有机会往外跳；他们也可以把门关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抽烟。他们选择把门开着，这样利普顿就可以躺下，头还可以略微伸出门外。大多数人都睡着或几乎睡着了。这就是晕机片的作用。
C—47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利普顿看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这是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也是使那天晚上从空中看到它的人终身难忘的景象：6，000艘舰船组成的攻击舰队正在向诺曼底进发。
戈登·卡森与韦尔什中尉在一起。飞机在飞越海峡的时候，韦尔什告诉对坐在前面的人说：“向下看啊！”他们向下一看，“看到的是舰船的道道尾迹。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舰艇和船只。”卡森感慨地说，“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与这样大的行动相比，你太微不足道了。”
6。扑向希特勒的“欧洲堡垒”
6月6日凌晨1点，机群飞越根西岛与泽西岛之间的小岛。温特斯机上的飞机驾驶员对着他大声说：“还有20分钟。”乘务长把舱门打开，给站在一号位上的温特斯送了一股新鲜空气，也使他看到了下面的海岸线。“起立，挂钩！”大声下达指令。红灯亮了起来。
凌晨1点10分，机群飞越海岸线后，遇到了厚厚的云层。机群编队开始分散。领头的V形编组径直往前飞去，跟在后面的两个V形编组则改变了方向。处于右侧的向右转弯，而处于左侧
的则左转。这是飞机驾驶员做出的自然反应，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他们害怕发生空中相撞。他们飞出云层——它的宽度仅仅一两英里——每个飞机驾驶员都与其他人失去了联系。只有领队的3架飞机上有导航装置，能指引驾驶员飞向空降导航员的“尤利卡”信号。由于编队已经不复存在，其他飞机的驾驶员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或者到什么地方该打开绿灯。他们只能靠估计。
驾驶员们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心里很害怕，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担心。地面的高射炮开始向他们射击。蓝色、绿色和红色的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是小口径的，20与40毫米的。它们击中飞机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像把石子放在铁皮罐里摇动时的声音。在哈里·韦尔什的飞机上，有些高炮弹片击穿的地方，就是他一分钟之前坐过的地方。
在打开绿灯之前，驾驶员应当减速，可是戈登却有这样一段记载：“他们突然陷入猛烈的防空炮火之中，他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作战经验，所以绝对吓坏了。他们像个用脚在思考问题的笨蛋，非但没有减速，反而踩下了油门。他们说，‘上帝呀，常识告诉我，越早离开这个地方，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对坐在后面的伞兵们来说就糟糕了。不过还是随它去吧，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于是许多驾驶员都把速度提到每小时150英里。尽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只知道是在诺曼底上空的某个地方，他们就打开了绿灯。
伞兵们开始嚷嚷起来：“走吧，走吧。”他们想离开这些飞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急切地想往下跳。利普顿的飞机在颠簸摇晃，伞兵们都大声嚷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的飞行高度只有600英尺，40毫米的高炮曳光弹离他们越来越近。利普顿记得“就在曳光弹从离开机尾不远的地方窜上去的时候，绿灯亮了。”他跳了下去。第二个跳的是二等兵詹姆斯·阿利。第三个是二等兵保罗·罗杰斯。阿利根据要求把腿袋扔出去并随之跳出去，可是却摔倒了，头和半个身子挂在机舱的门外面，那只腿袋就悬在门下面，都快把他撕成两半了。人高马大的罗杰斯一把把他掀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