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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来和弟兄们在一起。”托伊边答边继续走。
1月3日下午，温特斯带领2、3排和从第10装甲师配属来的一支火箭炮分队离开了有利的位置。他把1排留下暂时归D连，因为D连和101师的大多数连队一样，人员已不足编制的一半，守住主防线感到人手不够，需要支援。2排和3排开始往回撤，准备撤回到俯瞰福伊村的那片树林里。
3点30分，先头分队决定抄近路横穿空地，在天黑前赶回散兵坑。其他分队紧跟其后。德军看到了他们。
他们刚钻进树林就注意到，德军大炮已轰炸过这里。散兵坑四周到处是弹坑和炸落的树枝。弹坑很大，分明是重炮炸的，可能是170口径的。不等有人下令，所有人都立即动手，加固散兵坑的防护。
利普顿抓过一把斧子，跑向离洞口50米外的小树。这是离他最近的树。听到德军的大炮打过来，他因为来不及逃回自己的洞里，于是就跳进一个敞开的小洞，那是个别人挖了一点就丢弃了的洞。洞太浅，即使平躺着，利普顿头部鼻子以上的部位仍露出地面。所以他看到第一批炮弹在树林里爆炸。
声音震耳欲聋，十分恐怖。地面像地震一样摇晃。火箭炮分队的人由于没有散兵坑，两人当即被炸死，数人受伤。
乔·托伊中士在外面叫士兵们躲好。他回忆说：“人们常说你若能听到炮弹打来，你就没事。我没有听到炮弹。”一颗炮弹就在他上空爆炸。落下的弹片打断了他的右腿，打中了他的肚子、胸部和双臂。（胸部的弹片单独做了两次手术才从背后取出。）
轰炸突然开始又突然停止。这是E连在本次战役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轰炸。树林里到处都有人呼救。利普顿估计会有步兵来袭，就跑回洞里拿枪。他听到隔壁洞中有人呻吟。原来是一棵直径16英寸的大树倒在洞口。利普顿想挪动那棵树，但挪不动。有士兵过来帮忙，从树边挖了个口，二等兵谢普总算从里边爬了出来。
托伊大声喊救命，想要别人把他拖回自己的洞里。瓜奈若中士第一个赶过来，动手拖他。
轰炸又继续了。德国人计划得很好。正如他们所料，停火时大家都走出散兵坑，救护伤员。一颗炸弹在瓜奈若头上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右腿，把腿炸烂了。几分钟后，炮火停息。
利普顿走出散兵坑。戴克中尉叫他。“我听到他那低沉的嗓音，”利普顿回忆说，“他离我25码左右，没戴钢盔，没带武器。‘利普顿中士，’他冲我喊，‘你收拾一下这里，我去找人帮忙。’说完他就走了。”
利普顿把未受伤的战士召了过来。“有些伙计已经快疯了，有些则异常平静。”他派一部分人照顾伤员，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准备回击步兵，因为他肯定会有步兵来袭击。然后利普顿就回去照看瓜奈若和托伊。
利普顿俯视着瓜奈若。瓜奈若仰视着他说：“利普顿，这次瓜奈若败在他们手下了。”马拉其也来了。据他回忆，瓜奈若和托伊清醒而平静，既没喊也没叫。“乔说：”给我一枝烟，马拉其。‘我就点了枝烟给他。“
我们的谈话停了下来。我催他讲下去。“我不想谈那件事。”马拉其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接着说：“乔吸着烟，看着我，问：”天哪，马拉其，在这里，人想死该怎样做？‘“
抬担架的兄弟先到瓜奈若身边。他被抬走时冲着托伊喊：“我说过会比你先回美国的！”
“莽汉”康普顿中尉指挥着2排。他和士兵们很亲近，军官们认为是过于亲密了。“康普顿是我的密友，”马拉其说，“他不喜欢军队里的等级差别。对士兵比对军官更亲。”他跟瓜奈若和托伊特别亲近。
康普顿走出洞时看到周围都是血。离他最近的伤员是他的朋友瓜奈若和托伊，他俩的腿耷拉着，血把四周的雪染得鲜红。
康普顿向后方跑去，喊叫卫生员或其他人来帮忙。他最后终于在救护站平静下来；因为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战壕足病，撤离了前线。
康普顿1944年6月6日在布雷库特庄园获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诺曼底受伤，在荷兰再一次负伤。从12月17日到1月3日的这段时间里，无论德军怎么轰炸，他都挺住了。但当看到排里的许多人阵亡，两个好友被炸得遍体鳞伤时，他却几近疯狂。
3。只会死亡，不会崩溃
皮科克离开了，戴克出走了，康普顿也走了，一名替补来的中尉因患战壕足病自己去了救护站（到这个时候连里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这种病），还有一人自伤了手——朝自己手上开了一枪。在这种情况下，营长不得不注意精神崩溃的问题。温特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巴斯托涅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步，我知道只有我来了。早晚要我接管的，只是希望情况不要太糟。但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我觉得自己迟早会受伤。但崩溃，不会。”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你没有看到身边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受伤，没完没了——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会永远这样下去吗？我还能再回到家吗？”
他说，对军官们来说，没有觉睡，食品又不够，还得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不断做出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决定，精神崩溃也就难怪了。
当时美国陆军规定，步枪连应该在前线长期作战，步兵师里的步枪连更应该连续长期作战，伤亡人员由单个士兵替补。这就意味着替补来的新兵并不是和当初带他们一起训练、并且和他们一起来到国外的人并肩作战，而是和陌生人一起作战。这也意味着老兵们只有被打死或受重伤才有望逃离危险。于是，正如温特斯指出的那样，就造成了一种“遥遥无期”和“毫无指望”的情绪。
战场是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毫不相干的陌生的人却拼命要杀你；若你成功了，非但不用抵命，还会受到奖励，给你荣誉，为你庆功。战场上，白天躲在地下，晚上活动。人们讨厌健康；战壕足、肺炎、拉个不停的痢疾、断腿倒是珍贵的礼物。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战斗力是有时间限度的。有些人很快就精神失常；陆军的心理医生发现，诺曼底战役中，第一周步枪连就有人患上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不是逃跑就是不得不被撤离前线（当然，也有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原部队）。有些人虽看不出精神崩溃的症状，但却失去了战斗力。平民想像不出战争能使人产生多么强烈的情绪：
恐怖、害怕、气愤、悲哀、疑惑、无助、无用，每一种情绪都消耗人的精力，逼人发疯。
“根本没有‘习惯于打仗’这回事，”陆军心理学医生在一份关于“战场上的精神性疲乏”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战场上的每一刻都给人以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直接导致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程度因压力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不同而不同……战场上精神崩溃造成的伤亡和枪炮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可避免……大多数人在重压140到180天后便失去战斗力。普遍认为，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头90天里战斗力最强，此后就开始下降，渐渐地失去战斗力，直到完全没有战斗力。”
到1945年1月3日为止，E连已在诺曼底前线度过23天，在荷兰78天，比利时15天，总共116天。根据统计学，全连的人随时都面临着精神崩溃的危险。
当夜，德国步兵并未再次发动攻击，次日上午也没有。军医对伤员进行了处理。尸体在外面搁了好几天，都冻住了。戴克中尉回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1月5日，E连被撤回福伊南面，担任团的预备队。有两个人——代理营长和E连的二级军士长——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连里的领导。
温特斯是这么说的：“我看着低级军官和连队的领导人，咬了咬牙。基本上说，我们的中尉们软弱无能。我对他们没有信心。但对此我还能有什么法子？”他知道如果有幸有新的军官补充进来，那么他们也只是匆匆完成集训就从美国调来的。至于连长，温特斯说得直截了当：“戴克是师部的人照顾过来的，一来就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温特斯感到没有很快解决的办法。他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听你们的士官的。”
他的二级军士长有话要说。利普顿希望能私下交谈。温特斯叫他当晚在营部后面的树林里见面。
他们见面后，利普顿表达了对连长的疑虑。他十分细致地描绘了戴克的行为：简直是优柔寡断。最后他说：“戴克会使E连的许多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