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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历史家责难宫廷之生活侈糜。当安禄山南驱而进之日，西安与洛阳间各仓库物资充实。皇宫之浮华更为人指责。我们批阅当日资料，看到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虽在公元8世纪，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无可怀疑的，她们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南战事获胜。纵使这样的建议得以通过，亦无适当之交纳系统，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资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国君为李隆基，武后之孙。当时他已近72岁，在位43年。他所宠爱的杨贵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余年，两人都好音乐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动。他们的故事有一段传奇而间常为激动所冲破。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地过冬，自此之后给了当处旅游之地增加了一种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节更为复杂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贵妃之从兄杨国忠为相，他始终说安禄山有反叛的趋向，传统史家称安禄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禄山之叛
安禄山系边防一位混血的将领。他生长于今日之热河，在唐时属于国防边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场合之中任翻译，后来加入边防军的杂牌部队而以才能获得迅速的升迁。一位巡视的钦差将他的经历报告皇帝，公元743年他来到西安，为皇帝所召见。自此之后他有了将领的身份，一身而兼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过去的史书攻击当日政策之错误，均竭尽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权倒置之患昧。可是从历史上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同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公元8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简概说来，符合拉铁摩尔所谓草原地带的循环性乃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国自统一趋向分裂，草原地带诸部落则反其道而行。可是从我们所考虑的史迹看来，则表现着当唐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战的出击，又没有大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问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语系的奚人（Tatabi）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遑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相机地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敉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鬻得节度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安禄山的兴起只能掀动两方的矛盾。因为他被视为有才干，更被赋予独断的权力，至此他也就更无可取代，于是一切发展成螺旋型。当他的辖区与权力相继扩充时。皇帝也给安各种恩遇，又让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称玄宗李隆基甚至要安称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可是后者之从兄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迟早必反。逻辑上这不能说是估计得不正确；然则既无适当的对策，只是这样说来说去，也将逼得安禄山不得不反。最后他采取这步骤时，即以“清君侧”为名。结果则是朝代所隐蓄的各种弱点一朝暴露。所谓内陆的商业繁华，实际上，南方向西安所输出无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该地区赚回分纳于国都赋税的一部分。货物之流通从未两方来往，因此军事行动之打扰商业，就无从引起群众之反动（要是商业之进出影响到大批人民之生计，则激动之余，他们也不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等闲视之了。 所谓京军不过宫廷里的仪仗部队。临时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无业游民，无意于战斗。对付反叛的军队，政府方面更因着政治之需，牺牲战略上的考虑。第二个夏天，西安被威胁，于是皇帝、他所宠爱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从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孙所谓六宫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难。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只好让她被缢死。这位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安禄山的叛变被敉平，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其他番将的变乱也终被解决。可是唐代朝廷从此未再重新掌握到过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势。在剿荡以上叛变的时候，政府不能不倚重边区的杂牌队伍，有的算是中国人，有的则属于少数民族。实际这也是在小处一再隐忍妥协，而将问题延搁。只是安禄山和他的效尤者也无能力，甚至缺乏组织上的逻辑去推翻李唐政权，或者统一北方。唐代的后期可说生存在一种不稳的平衡之中。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所谓“两税”从现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即是南方，缴纳的品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权责。
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有继续不断的战事。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参考赖孝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所说：“此中的情节必有相对性。”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事实上地方分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譬如说成德镇下辖4州，在今日河北之东南，即始终由同一个王家掌握超过100年，这就不是不稳定的征象了。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子孙。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