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现，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可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烦了。
黄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前言：
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引领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
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6000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
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东北不及20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13—755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白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12月12日，“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最高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后果之任务。
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40英里。此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