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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绅阶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这场战役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因为两方主将之背景使读者能独具慧眼的看出他们冲突之范围。进军来犯的乃是袁绍，亦即以前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宦官的司隶校尉。在这关头他希望做由各地所组成的地方部队的领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袁良以他所学传授于孙袁安。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监察院长）、司徒（文教部长）。从此之后袁家再无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绍举旗而起的时候，他的附从者据说纠集了10万兵众在他麾下候命；又称其食粮曾以大车万辆自河北运来。抵挡他的乃是曹操，他的背景更为复杂。曹操之义祖父曾腾乃是宦官，以黄门从官的名义为太子待读。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可是曹操自己也举孝廉，在朝廷政变之初，他与官僚集团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称著。他的军队大部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自军屯。他自称这时候仍在维持汉代的朝纲与体系，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为人所尽信。
曹操在官渡得胜，但是汉代终究缺乏起死回生之术。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隋朝兴起之前，中国经历过很多局部的帝国与小朝廷的时代，同时也遭受不少异族的入侵。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