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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我拿出图纸，几颗脑袋都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六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玻璃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生产错误的。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活儿，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检查一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过了两个月，我用一件“对格事件”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每年春节，厂里总要举行联欢会。我每年都是节目主持人，和裁剪车间的一个小伙子搭档主持节目，还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些游戏活动，采购奖品，倒也搞得有声有色。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半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妹妹来时签了三年合同，交了一千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她却气鼓鼓地说：一天都不愿干了，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更想出人头地，所有的苦我都能坚持。
妹妹走了，一千元押金也没要回来，我跟厂长交涉过几次，也无济于事，这是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谁也无法破例。我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的，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她和我继父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弟，姑妈家最小的儿子谈起了恋爱。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早就情愫暗生。妹妹来到上海打工后，表弟与她一直书信往来，互诉衷肠。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