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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睬踏板，它就停下来。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出人头地的念头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看着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
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
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稀稀嗦嗦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六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我终于有勇气给家人写信了。我信心十足地告诉父母：我永远都不愿意回老家生活了，等我在上海站稳脚跟，我会把你们全都接到上海来。我还保证，家里每个月都会准时收到我的汇款。
不知道父母接到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我为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