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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和妹妹再也没有了小伙伴，再也不是乡邻家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走在路上，急惶惶、胆怯怯，像两只忧伤的小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仓惶逃窜。
父亲原有的尊严和威信随着他的病变而丧失殆尽。
与我家一河之隔的东邻有个长我一岁的小姐姐桃英，我们一直常来常往。父亲走后的某一天，我想去东邻家找桃英玩。桃英生下八天，她妈妈便去世，我母亲可怜这个没妈的孩子，平时对她像对我一样好，我俩就像姐妹一样，没有一点隔阂。桃英有一哥，名叫永龙，这个比我大三岁的小伙子尤其凶横。我还未越过河界，他家的狗已开始冲我狂吠，其间夹杂着永龙的喝声：“敢过来，叫狗咬死你！”
我站在河岸，面对那只凶神恶煞的狗，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了。河岸边杨柳依依，绿草青青，没有一个人、一株植物如我般孤独、沮丧、忧郁；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六岁孩子心中的悲苦有多大。
后来我真的很少过河去，我怕狗，也怕人。
但这仅仅是苦难开始的前奏。
就在父亲住院的那年冬天，三岁的美华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巨大灾难。
快过年了，大队分猪肉，母亲兴高采烈地去队里拿我们家的那份肉。肉，是那个时代无比珍贵的一种副食！一般来说，我们也只有过年时才能有幸尝到令人馋涎欲滴、切成块状的连皮红烧肉。即使闻一闻那肉香味，也能快活地扒上几口糙米饭。而糙米饭也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在苏北农村人家的饭桌上亮相。平时，也就是照得见人影的玉米糊，吃得每个人的牙齿上积聚了厚厚一层黄色的牙垢。
母亲去大队拿肉的那天似乎也没什么不祥的预感，分肉的喜悦挂在她的脸上，她愉快地吩咐美华和另一个在我们家玩耍的亲戚家的小孩乖乖在家呆着，不要吵架，她一会就回来煮香喷喷的红烧肉吃，两个孩子愉快地答应了，母亲就挎上一只小竹篮走了。
当时美华和那个和比她大一岁的小孩在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爆蚕豆和花生吃。苏北的冬天比较冷，几乎每个农家都有陶制的小火盆。一边取暖、一边在火盆里埋上几颗蚕豆和花生，爆熟了，再用树棍拨拉着找出来吃——这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小游戏。我那天碰巧不在家，为什么不在家的细节记不清了。惟一记得的是美华后来凄厉无比的哭号。
美华在和那个小孩争抢爆熟的蚕豆时发生了争执，美华抢不过那个比她大的孩子，她急中生智，将穿着棉裤的腿压在了火盆上，以此保护自己爆熟的蚕豆不被对方掠夺。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美华的惨叫撕心裂肺。等到住在我家西边的曹队长闻讯赶来时，美华胸口的棉衣也火苗簇簇了，那是她把腿抱在胸前企图压熄腿部的火苗而导致。曹队长拼命撕扯美华的棉衣棉裤，但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衣太结实、纽扣太严谨了，曹队长实在撕不开，只好找来剪刀三下五除二剪除了美华身上的棉衣棉裤，美华的前胸和右腿的创口已经惨不忍睹了，有些皮肉已经粘在了剪下的衣裤上。美华像一只被活剥了皮的小猫，不停地、凄厉的号哭着，声嘶力竭！
美华的号哭一直连续了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里，家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心痛如绞的母亲怀着赎罪般的心情每天为美华煮一个鸡蛋，剥出蛋白给美华吃了，蛋黄则放在铜勺里熬成油，然后把这种特殊的、难闻的油敷在美华的伤口上。每天一次。这是母亲千方百计打听来的偏方，据说治疗烧伤有神奇疗效。
给美华抹药油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过程。美华烧伤后，她每天只能坐在一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笸篮里，她的世界就只有笸篮那么大，她在里面爬，或者坐，一切以不连累伤口疼痛为前提。如果她的伤口发生疼痛，她会随时惨叫或者号哭，母亲就会陪可怜的美华一起抹泪。可能是蛋黄熬出的油抹在伤口上具有极其疼痛的感觉，每次换药时，美华总是哭得惊天动地，并且拒不配合母亲。母亲一边落泪，一边“乖乖”、“宝宝”地唤着美华，一边不得不狠劲地腿手并用制服张牙舞爪的美华，直到成功地将药换好为止。我曾帮过母亲的忙，按住美华的两只手，母亲用腿夹住美华的腿，谁知美华扭头张嘴就咬我的手，我一怕，松开了她。母亲骂我没用。她一边哗哗地流着眼泪，一边给美华敷药……
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家里没有欢歌和笑语，只有美华的哭声、母亲的泪痕和蛋黄油那难闻至极的味道！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母亲一心护理着美华，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三个月后，美华的伤口慢慢长上了新肉，只是胸口和右腿膝盖的部位留下了小碗口大小的疤痕。妹妹从此与裙子无缘。
我的童年生活孤独而灰暗。那时天总是很蓝，小路总是很长，忧伤总是遥遥无期。
我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上了小学。原以为长大一些后，所受的欺凌会少一些，其实不然，学校更是个爱憎分明的小社会。第二年，治疗好烧伤的美华上幼儿园了，我们每天手牵手上学放学，依然日日行动如鼠，孤独而坚定地行走在悠长悠长的小土路上。每天最大的安慰是放学回家时，远远望见母亲等在马路边的瘦弱身影。
母亲身体不好，头痛和胃痛时常折磨她。母亲的呻吟是贯穿我童年时代的一个忧郁的音符。每当我和美华放学回家，没见到母亲站在门前引颈眺望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沉下去，我知道，母亲又病卧在床了。母亲一病，我就觉得，惟一可靠的一棵树也倒下了，家里的那盏灯，必须我来点亮了。于是我无事自通地学会了做饭洗衣、割羊草煮猪食，帮妹妹梳头扎小辫，甚至缝补衣裳。7岁，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就开始当家。
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
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屁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屁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屁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女同学祁建梅，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还不起，一天中午，她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不准回家吃饭，逼我叫她姑奶奶，这债就清了。
祁建梅和我一般大，精瘦的，又凶，姑奶奶我是绝不肯叫的。祁建梅就吊住我的书包，逼我叫。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建梅怕了，立马和其他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原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建梅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近邻们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