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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什么？讲下去！”蒋介石的语气稍有些缓和。
“国内抗日的情绪一致高涨起来，‘七君子’（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最好放了，以平舆论……”
“什么‘七君子’，是七小人！”蒋介石噌地站了起来，灰布长衫，衬得他的身体更加修长，他背着手走到窗前，气愤地说：“你张口抗日，闭口抗日，当你被狗咬得遍体鳞伤时，你还有跳舞的兴趣？！‘攘外必先安内’是党国的总方针，就因你个人私情，一时冲动就给改了？！日本进占东北，是国仇，是党国的大事，不能以你一孔之见定了乾坤！”说句心里话，蒋介石虽对张学良“剿匪”不力表示不满，但还没有完全放弃他俩的私交，所以在单独秘密谈话时，经常信口开河，比较随便。但他也深知张学良的为人，自己认准的事，不达目的不罢休。蒋介石想，必须敲敲他的警钟，以便悬崖勒马。于是他说：“陈李（1936年秋，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要求抗日反蒋。反被蒋介石用威逼利诱，分化收买的手段予以平息。）怎么样？不也同样瓦解归服吗！”
“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我是为东北三千万同胞着想，我是为党国着想，为中华民族着想，除此之外，别无私图。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张学良也不示弱，话语尖刻。
蒋介石反而平静了，自知刚才有些过分，于是便满脸堆笑地说：“坐下谈！坐下谈！”
张学良的气愤，却还没消。他说：“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认为，这是正义之举，你俩怎么就听不进去？再打下去，只能损兵折将！”
张学良坚决抗日的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学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杨虎城也和一些共产党员有着亲密友谊。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用手搔了搔光头，心想，一时也难以说服他不如缓缓再说，便开玩笑说：“锭儿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你就用这些为我接风？！”
张学良也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让他马上与自己的敌人握手言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于是，爽朗地说：“好吧！我今天尽地主之谊，摆酒宴，为产叫统和各路将军接风洗尘！”
两人说说笑笑，步入餐厅。
张学良、杨虎城边疆几天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却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两三个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立即出兵剿共；二、调往闽赣，还是剿共。你现在就是拿着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杨虎城希望蒋介石改正错误的良好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作出沉重的抉择：逮捕蒋介石！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在华清池后山的岩石洞里，将身穿睡衣，遍身污泥、像丧家犬一样的蒋介石逮捕了。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积压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6页。）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萧瑟的秋风，无情地吹落所有绿叶，大地上一片苍凉。凛冽的寒流，席卷着中国的西北高原，肃杀的气氛笼罩着这片黄土地，空旷的原野像一张沮丧的脸。
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急剧激化的矛盾在西北达到白热华的程度，一触即发。西安成了全部矛盾的焦点：这里，集中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对立；国共两党及两个政府的对立：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对立；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对立；人民大众奋起抗日救国同蒋介石之流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剿共的矛盾对立；……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取决于西安事态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晓以民族大义，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时调整各种政策，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实现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决定性转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具有坚定的抗日诚意！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宋子文进行了两天商谈，宋美龄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宋氏兄弟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像泄了气的皮球，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中国共产党不是乘蒋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力主和平解决，并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再次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时候。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主动同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会谈，实现了停止内战。“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也加速了跌宕起伏的合作进程向顺利的方面转化。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2月21日。西安杨虎城官邸。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个人的笑声从屋内传出，似乎西安的大街上都可以听见。
周恩来说：“东北军，有名的‘东北虎’，捷克装备，厉害得很呀！西北军个个骁勇善战，也是家喻户晓的，红军嘛……”周恩来是外交专家，在曾经在红军手下打过败仗的“敌人”面前，把红军的优势留给对方去回味，自己不说出口，“我们三家联手，一百个刘峙也不是对手哟！”
“谢谢中共方面的宽宏，”张学良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抬起头说，“贵方若能派‘徐老虎’，噢！不，徐海东将军所部前来驻防，我感到万分荣幸！”
张学良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周恩来，想得到满意的回答。
“如果派徐海东前来，那我的警备旅就归他指挥！”杨虎城许诺式的补充道。
周恩来望着这两张诚实、可信的脸，微笑着说：“那你们可要发给他军饷喽！‘老虎’专吃肉哟！”
1937年1月2日。咸阳。
咸阳，因位于渭水之北而得名。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建都于此，他所建造的楼台殿阁、山石湖池、还有那富丽堂皇的阿房宫，都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但至今，仍不失为古代都城的风格。不巧的是，因大雪纷飞，一层厚厚的“白棉被”盖去了古城的风雅。
徐海东接到命令后，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于1月2日到达西安附近的咸阳，以保障西安右翼的安全。
杨虎城得知徐海东到了咸阳，当即委派咸阳县的县长偕失人出城迎接、慰问。这位县太爷和夫人，在红军行进的路旁，不住地打听，“哪位是徐将军？哪位是程将军？”
“我们这儿没有徐将军，有个徐军团长和程政委！”红军战士们回答说。
“是的，就是徐军团长、程政委！”县长松了松领带，今天他特别换上一身西装。
“他们呀！行军时从来都走在前头，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