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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检查，要求“特2连”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他对“特2连”的领导同志说：“要克服面临的困难，要靠我们双手开荒种地，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接着又说：“你们要开什么地方的荒地，先和群众商议一下，千万不要白占群众的耕地。”同时又说：“部队光吃菜不行，还要想办法多吃点肉和其他副食。你们可以养点猪，养点鸡和鹅，养点鱼，争取做到半月改善一次生活。”父亲特别嘱咐：“上山打柴要注意，只能砍树枝和杂树，不能砍大树。‘接着提醒说：”一定不要同群众吵架，让群众砍近处，你们砍远处，处处要为群众着想，我们决不能砸了群众的饭碗。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特2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不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我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我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来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在淮南地区6年的经历，我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出来。父亲生前经常讲起他在淮南地区战斗和生活的情况。他一直十分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十分怀念淮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他曾打算一定要回淮南地区看看。不幸的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下，他于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郑州含恨逝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一颗赤诚的心，将永远与淮南人民连在一起。徐海东三次“让官”记 王江涛 刘卫东说起徐海东大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骁勇善战。十年内战中，他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的嫡系亲随，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屡屡败在他的手下。抗日战争中，他转战于江南江北，运筹于病榻之下，同样是战功卓著。但他不仅仅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位胸襟宽广、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的家乡湖北黄陂至今流传着他三次“让官”的故事。
“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1931年的春季，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并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妄图在五月底以前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在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跟随着连队一起冲杀，负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他的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随后他又被送入了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照顾他一个多月的军属陈妈妈（就是陈锡联的母亲）家，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一下子他这个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师政委说：“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那我去当副团长。”“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回到了三十八团，一板一眼地当起副团长来。与团长、政委通力配合，胜仗照样是一个接一个地打，徐海东的威名在大别山区传得更响了。
“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
1933年10月以后，由于“肃反”和王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指导，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了几个小块，敌我兵力极端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战斗生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还在出征前，部队在罗山段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时，徐海东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当。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而且他还参加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从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来说，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在学”毕业的军长强，这样二十五军就能少受些挫折、少走些弯路，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大家却不一定都能理解。一时间言论也多了起来：“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还不是被‘老三’（指肃反中被抓的所谓”‘第三党’的人）咬了的。“”不！听说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后却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性子急，又要强，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给他解释。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想一想以前我还是个窑花子呢！”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他深深意识到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徐海东变得更加成熟了！
“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心中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1940年以后，几乎就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自己并没有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
恰好，周总理来大连，又到他住的文化街75号看他。徐海东一见到总理就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窑工出身的虎将，爱他的军事才华，更欣赏他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性格，不由得紧紧握住这位老兵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给你授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同志几次“让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和共产党的襟怀。
在徐海东同志身边的日日夜夜 周尚珏胡英波我们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他刚从大连迁来北京，党组织分配我们负责他的健康。去前，我们得知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已有十九年卧床不起了。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见面时，出乎意料，他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十分饱满。他一见到我们，满面笑容，热情招呼，问长问短，谈笑风生，有时竟大声地笑起来！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心情顿时消失了。
我们开始给他检查身体，首先见到他下颌前边的牙齿全是假的。我们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会意到我们的问题，笑着用手指示左耳后面的伤疤说：“一次战役中敌人的自这里打进，从口中穿出，下牙就被打掉了！”哦，这是多么危险啊！如果子弹再偏里一点，不就打入脑子吗？我们再检查下去，就见身上、腿上、臂上弹痕伤疤竟达十七处之多。我们心中不禁惊讶地想：他是一个多么骁勇，又是怎样从战火中活过来的人呢？但这些弹痕，已成了革命者与敌人生死博斗的见证，都已记人革命史册！而现今折磨着他的身体的病痛却是另一种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