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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我军在固始以南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了古皮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独立第五旅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
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早转移了。
转回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南泥湖的一架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队十分疲劳，再走过这四十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做饭、休息。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随即命令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荫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往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撤下来，便误认为那个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那架山。这时，我军集中四个营从敌人右翼猛打过去。待敌人发觉上了当，已经晚了。激战仅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他全部被歼。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十三年团长和四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我：“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们脑袋中，只有住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他哪里知道，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重要的原因，不单是某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个人如何，而是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当然，这些道理作为一个反动军官的柳树春，是无法理解的。
柳树春见我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说：“你别再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入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我用手指指外面的山说：“呶！就在这儿！”他这才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又怯生生地说：“敝人有一个问题百思莫解，不知当问不当问？你们苏区，房无一间，粮无一粒，你们是怎么生存的？”他这一问，确实激起了我的愤慨。我说：“你倒好意思说出口！房无一间，是你们烧的；粮无一粒，是你们抢的。你们以为，烧杀能毁灭一切。这是强盗的想法。烧杀只能证明你们野蛮。你们欠下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
柳树春吓得全身发抖，连连说：“请原谅，请原谅，这些不能归罪于我，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闻悉柳树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各一个旅，共约十个多团，向我杨山进攻。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两个师开展歼敌竞赛。激战一天，将敌人五六次冲锋打垮，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中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光荣牺牲。
连续的几次胜利，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敌纷纷收缩兵力，放弃了南溪、牛石畈等重要据点，龟缩于了家埠、李家集、汤家汇、吴梓店等地去了。红二十八军，从此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组织了反蒋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为此，蒋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为杂牌部队。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十八军，立即展开外线活动，趁此扩大苏区。不到几个月，皖西苏区已扩展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队的人数由二千余人，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农历2月底，红二十八军活动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会合了吴焕先同志带领的红二十五军。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焕先同志告诉我说：自从去年9月黄土岗遭遇敌人，主力转移到鄂东之初，处境也十分困难，敌人曾先后集中五十八师、四十四师、三十师、十三师、三十一师、八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部，多次“围剿”鄂东苏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敌人的大包围中，日夜不停地和敌人周旋。后来敌人驻扎在鄂东苏区的中心，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地方党的支持下，分散坚持斗争，英勇地保卫着苏区。当大部分苏区被敌人占领后，焕先同志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天台山、灵隐寺、茅草尖一片狭小的山区打游击。部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经常以野菜、山果充饥。敌人不断地搜山、烧山，在路上和井里丢毒药，还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施行软化手段，推行保甲制度，企图把红军与人民分开，把红军困死、逼死、饿死。然而，他们的妄想始终不能得逞。群众坚决地和红军站在一起，经常秘密地给红军传递情报，收留、掩护伤病员。光山南区一个村的老百姓，知道红军伤员没有药医治伤口，便暗地凑了些钱，买药送给伤员。在这艰难的岁月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有的伤病员，藏在山洞里宁愿饿死，也不爬出洞口给敌人抓去。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就是这样重病牺牲在天台山上的。
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此次会合后，又再次进行了整编——两军合编为二十五军。为了找省委汇报工作，休息几天后，我们又转向鄂东。
连续数日的行军，经汤池、西余集到达了沙窝以南的高山寨。这时，敌一○九师一个团又两个营从沙窝出来向我军进攻。我军占据有利地形，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一个反击打出去，全歼了它两个营。仅是机枪就缴获了七十二挺。这真是一笔路遇之财。
当天，我们在高山寨西南一个村，会见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在此，省委举行了会议。根据当前的形势，省委决定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五县创造新的根据地，在鄂东的黄陂、罗山、孝感创造游击根据地，同时成立鄂东、皖西两道委（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并以皖西三个游击师组织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鄂东组织西路游击师。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在上述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活动。每到一处，便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潜山、桐城、舒城边区活动一个多月，先后留下了十三支便衣队和游击队。新区工作打下基础后，又转移到罗山一带，以朱塘店为中心，在凤凰山一带活动半个多月，组织了区乡政权；在区乡政权的协助下，扩充了一百六十多名新兵。不久敌三个师发起三路围攻，我军转移到彭店一带，将四十四师击溃（歼其一部），迫使另两路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为了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我军又采取了疲累敌人的战术，拖着敌人向外转。先后经东新店、望阳店、夏店、菜店等地转移至孝感县的会田河、黄家畈、李灵店。在杨平日，与敌东北军一个师打了一仗，把敌三个师甩掉，复转回新苏区。
1934年6月底，我军转移到白业山一带，敌五个师又分四路开始了围攻。这时，我们往哪儿走都会碰上敌人，便决定暂且按兵不动，准备好干粮，打好草鞋，待敌人四路合拢后，先打垮它一路，然后变敌人四路为一路，摆在屁股后面拖着走。
第四天，敌人三路赶到了。打了半天，计划实现后，即派二